倪玉兰年青时与被迫害致残后的照片
倪玉兰：在一个极权制社会，言论自由永远是一项被剥夺的基本人权。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撒谎，去欺骗他人，去恶意攻击或诋毁他人，但是，无论如何，这只是涉及到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个人品质和道德修养。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政治权利，是人们面对权威时，有免于恐惧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显然，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
马 萧：在共产体制下，党的领袖永远是真理、正义、英明的完美化身，至於错误，则归咎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要么，是他们偏离了党的正统道路，要么，是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领袖的政治意图。但是，无论怎样的粉饰，都掩盖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当权者们对权力的眷念，远胜于对生命的热爱；他们对公众思想的控制，远胜于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他们对暴力的推崇，远胜于对知识、智慧的尊重；他们对陈规陋习的偏爱，远胜于对真理的探索。
在意识形态领域，今天的共产党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争论”，但是，不争论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放弃了意识形态，相反，这恰恰是捍卫党的统治权的政治需要。因为任何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将马克思主义放到被告席上进行审视，无论它最终是否能够胜诉，这都将激发出人们潜在的思考和鉴别能力，从而对这些人造的“真理”构成天然地威胁。
同时，“不争论”暗含着第二层意思，即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禁止人们在思想领域的自由讨论，强化领袖在意识形态解释权方面的绝对权威，而那些深谙党的辩证运动规律的干部、宣传机构、知识份子的职能，仅仅在於将领袖的意识形态意图合理化、具像化，让公众准确地理解、认同并接受领袖的每一个思想、指令，从而达到舆论一致的特殊效果。
对于极权统治而言，每一个分析、评论，只要它的立场和态度是真诚的，是真正独立的，那么，无论这种声音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是危险的，两者只有程度不同却无本质之别。因为这意味着党无法对这些言论、以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无法加以准确地控制，它无法肯定今天还在赞美的人们明天是否会突然反戈一击。
事实上，任何思想领域的辩论，都有导向自由化的风险，因此，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堵住人们的嘴巴，不让人说话。
倪玉兰：一些身处西方的外部观察家们在讨论中国大陆的问题时，往往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共产党内高层的一举一动上，热衷于去臆测党内高层人物的权力内幕。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风烛残年的政治老人们身上，恰恰是最缺乏故事性和乏善可陈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分析、评论，当他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党内高层人物身上时，却会完全无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忽略了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给所有人带来的真实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接触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作品时，总是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心理隔膜，无法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或者从这种阅读中获得真正的愉悦与启发。
马 萧：共产主义统治不仅仅表现在一党专权的统治形式，它对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新闻审查以及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由党来统一操纵经济层面的投资、生产、销售乃至最终端的消费领域，乃至将人们有计划地排除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之外。
在这些外部观察家们一眼就能看穿的表像背后，掩盖着更深层次的真相，实际上，它对于人、对于社会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了这些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东西，达到了一个局外人难以想像的程度。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党的意识形态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它通过各种公开或者隐秘的渠道、媒介来左右人们的审美意识，从而达到监视和操纵社会的目的。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喝什么牌子的牛奶，一个学生是否有资格担任学生会干部，一个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及决定他的收入水平，一位艺术家应该怎样去从事他的艺术创作，等等。
它同样可以影响一位年轻人应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类型的女人（或者男人）谈恋爱、结婚，一对夫妇被允许生育几个孩子，一位老年人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健身活动，来打发时间。它甚至连一些最末端的生活琐事也不会轻易放过，比如，一个人应该唱什么样的歌，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阅读什么样的书籍，乃至穿什么样的衣服、鞋子，留什么样的发型，我们很难看到在党的信徒们中间有蓄长胡子、留长头发的习惯。
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细致到一个人的谈吐、语调和对面部表情的控制，对一部分人应该如何表达，而对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它总是潜在地教化人们，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营造一种谦卑、友善、平易近人的氛围，在哪些场合又应该保持沉默，而在另外的场合则应该趾高气扬、大喊大叫，表达愤怒，让人害怕和捉摸不透；而且，由它来决定一个人应该选择和什么样的朋友交往，一般来说，和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接触、交流，关系拉得太近，会给人留下一种不可靠的不良印象而受到暗中猜忌和怀疑。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不到党的触手所及之处，但是，强大的习惯性力量让一个人无法摆脱公众的视野，从而获得超脱的个人空间。当然，你并不知道这种神秘的习惯性力量最初来自哪里，从什么时候发端并流行开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随波逐流，不能脱离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去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一旦你试图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立刻会被视作一种偏执、狂妄自大和不合时宜，遭到周围人们的排挤和攻击。
而一旦接受这种被普遍认可、接受的生存文化，你立刻会变得和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差异，然而，如果从“适应社会”的角度，你也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仿佛人们天生就应该这样去生活。它压制人的一切原创和自发性，并将其转变为没完没了的伪饰，而生活自有它的一套完整的、精细复杂的逻辑、规则，操纵着每一个人，将这种表面上的虚伪和冠冕堂皇的生存仪式维持下去。
久而久之，一个人想要从中自拔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之前在头脑中迸发出来的特立独行的念头，现在看来简直是愚蠢透顶，它们既不受欢迎，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因此，一个极权制的社会，是一个不存在责任感的社会，它自然而然地塑造出人们的一些特殊品质，而这些人类品质又进一步地加强、延续这种社会形态，它把承受羞辱当作一种美德，把自我矮化当作谦卑，把不信任、乃至敌视他人当作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把背叛和告密当作晋升的人生阶梯，而贪婪、欲望、野心被当作一种“进步”的观念，受到纵容和鼓励，那些毫无羞耻心可言的拍马溜须之徒则受到公开的保护、推崇。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极权社会当一个人迎面遇到他的顶头上司时，他的腿会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他的心跳会加速，血压会飙升，他的面部肌肉和表情会随即起变化，极尽谄媚之态，而说话的语调会变得异常沉重、结巴，甚至都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
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果他向你抛出一个赞赏的眼神，都会令你感受到一股莫大的精神力量，而如果他能称呼你一声“同志”，会将你感动到热泪盈眶、一塌糊涂的地步。但假如他向你投过来的是一抹不屑的眼神，或者对你冷眼相待，则会让你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在这种境况之中，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带着一种病态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当你面对比你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们时，你会把从上司那里受到的羞辱加倍地向他们发泄，极尽所能地蔑视和侮辱他们。总之，人们只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活着，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被侵犯程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变幻莫测的内心煎熬，没有被那种深入骨髓的患得患失感折磨得死去活来，没有像一具行尸走肉麻木不仁地生活过，那么，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在一个极权社会里生存的基本经验。我认为，只有对一个极权制社会有着全面、准确而又深刻的日常体验，才能够充分地理解那里的人们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远远不是那些四平八稳、平铺直叙的学院式语言所能形容和准确概括的。而当真相被覆盖在各种虚构的表像之下，表像又被不断遭到篡改时，对于外部观察家而言，这并非一件轻易能够做到的事情。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