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风格各异的领导人上上下下，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已惯于从政治上“放松”和“收紧”的震荡周期来预判中国共产党。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列宁主义国家，拥有无所不在的审查机构和可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警察建制。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近来北京发生的事情绝非这样简单的波动，而是一次思想和组织方向上的根本性转变，已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议程及对外关系。
这一倒行逆施的趋势以习近平极其雄心勃勃的反腐败倡议为核心，这一倡议要将他所称的“老虎和苍蝇”也就是上上下下的腐败官员和商人清除出中国共产党。自2012年启动以来，这场运动已捕获超过160只“老虎”和超过1400只“苍蝇”，前者的级别高于或相当于副省级或者副部级干部，后者均为较低级别的官员。但也已从反腐败异变为一场意义更宽泛的新毛泽东主义风格的大规模整肃，矛头所向是政治对手和其他有不同思想和政治观点的人士。
为开展这场规模盛大的运动，党动员起了它独一无二且无所不在的监控、安全和秘密警察网络，其动员方式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许多领域。负责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的媒体机构遭到的打击特别严重。编辑和记者受到重重压力，被迫遵从旧式的毛泽东主义新闻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他们充当党的传声筒，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宣部命令的束缚。他们被告知什么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发觉自己原本拥有的报道一些事情的有限自由已遭到严重剥夺。
抗拒政府指令的后果变得愈发严重。比如，去年8月，商业周刊《财经》杂志的一名金融事务记者在报道政府操控中国股票市场之后遭到拘押，并被迫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侮辱性的自我忏悔，斥责他自己的报道。最近，习近平本人走访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以最为赤裸的方式提醒媒体机构不要偏离党的路线。（《财经》并非周刊，原文有误。——译注）
习近平警告说：“党的新闻舆论媒体（这包括中国每一家重要媒体机构）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在一面宣称“央视姓党”的大字标语前，习近平敦促在这家媒体工作的人士“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随之，仅仅数天之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了新的规章，禁止所有外国投资的媒体公司未经政府批准在中国从事网络出版活动。
但目前的打压绝不局限于媒体。一些地方基督教堂尖顶上的数百只十字架遭到铲除，整个教堂被摧毁，一些牧师遭到逮捕，这些牧师的辩护律师遭到拘押并被迫进行公开忏悔。过去数十年间，民间社会不断成长壮大，但同时，正在起草中的一部约束民间社会的新法律预示，非政府组织可能因与外国同类组织合作或者挑战政府而遭到警告。
与此同时，智库中具有独立精神的研究人员和大学里直言不讳的教授担心，习近平的政策正对中国国内和香港的学术生活造成“寒蝉效应”。一方面，抗议性骚扰的女权活动人士因“寻衅滋事”而遭到逮捕，另一方面，有人权律师因“危害公共秩序”甚至是“颠覆国家政权”而在一波大规模逮捕行动中遭到清理。
风暴中心
但有关这一趋势，或许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拓展其诉求以控制境外人员和机构的方式。尽管北京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其代理人却已将触角伸至海外，通过设立数百家对中宣部和中国共产党负责的孔子学院、报纸、杂志甚至是电视网络，来操控对外交流。
中国政府还拒绝向“不友好”的外国记者和学者发放签证；封锁它不认可的外国网站；要求外国拒绝为诸如达赖喇嘛、香港活动人士或中国异见人士这样的公众人物提供平台；威胁那些挑战其立场的海外媒体机构的广告客户群体；现在，甚至赴海外绑架外国侨民并将他们“引渡”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强迫他们上电视悔过。中国人已开始悄悄传播一种新的“恐怖的气氛”，这绝不令人惊讶。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法学院讲师艾华（Eva Pils）称这种气氛为“恐怖治理”（rule by fear）。
关于这些新手段，最惹人注意的地方是它们的胆大妄为以及不知羞耻的腔调。中国共产党不是否认或者为那些手段道歉，而是似乎自豪地称颂那些手段为中国新发展模式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模式对来自西方的自由价值不屑一顾。在这个死而复生的中国财富和权力新世界中，强大的领导力、短期的稳定和近在眼前的经济增长才是受到看重的。
这场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新运动，旨在通过结合更强有力的领导、更严密管制的思想和对习近平更深刻的忠诚，来更牢靠地控制中国并恢复其活力。坐镇这场运动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译注）。中纪委长期以来一直是党的最有权势、最隐秘和最令人恐惧的内部机构之一，它致力于“维护党的纪律”。但随着习近平大权在握并安排副总理兼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王岐山为中纪委书记，他还为该机构赋予了新的职责：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新的反腐败运动。
王岐山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太子党”女婿，其父是大学教授，本人就读历史专业。在胡锦涛任内，他主管中国建设银行，开创性地管理着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事务，当时他与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密切合作，指导早年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是美中之间特别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时期。王岐山何以放弃阁僚之职，去当一位平淡无奇的大审判官，原因不得而知，但他与习近平之间的友谊或许有助于解释他的志向。这一友谊形成于1970年代早期，当时他们作为知识青年都被“下放”到陕西省同一个一穷二白的地区。
据对中纪委有研究的维也纳大学汉学系访问教授李玲的看法，“党的纪检系统过去是，目前仍然主要是巩固党的中央委员会权威和维护党的团结的工具”。但自从王岐山于2012年接任以来，中纪委由十二个分支机构组成的既有重要网络与中央委员会一道，已将调查案件数量由2013年的二十件扩大到2016年的超过一百件，这使得中纪委成为习近平巩固中国一党制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其工作被视为是重中之重，乃至于得以在组织部之外招募和解雇人手，而组织部类似一个中央集权的清算机构，掌控其他高级职位。
强大而骇人的中纪委
作为一个现代世界中的旧式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对两大重要挑战：首先，在一个充斥金钱、国际旅游、电子化传递的信息和种种异端邪说的全球化世界，如何保持其八千九百万党员的“思想纪律”。其次，如何清理其自身的慢性腐败。习近平本人将这种慢性腐败之害描述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之事。
党非常容易受到腐蚀，首要原因在于官员们薪资低下，同时却控制着宝贵的国家财富。因之，比如说当牵涉到不动产（所有土地都属政府所有）和银行业（所有大型银行也都属政府所有）的房地产交易来到眼前，负责审查交易的官员会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诱人的地位，可以通过接受贿赂或者暗地里收取一定比例的交易回扣来补贴他们微不足道的收入。在中国，不涉及腐败行为的成功几乎不合逻辑，有鉴于此，中国人所称的原罪，也就是对腐败的心知肚明，很容易触动官员和商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既是官员也是商人）。
尽管秘密调查、审查和政治审判在中国绝非新鲜事，在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中，中纪委作用的独特之处仍在于其明确无误的法外地位。中纪委发起的调查，级别明显高于警察、律师和法官在民主社会中会正常展开的司法程序。任何这种司法上的细枝末节都无法妨碍到中纪委，除非案件结束时需要进行走过场的审判，这样一来，对比如腐败案件的正式宣判能够看上去是“依法”做出的。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地使用“依法”这种措辞，仿佛单靠咒语就能令宣判真实可信。但届时，“有罪”当然是早就敲定的，依惯例只需要一幕小小的司法审判剧，赋予中纪委的调查以合法性姿态即可。
除了调查腐败和违反“党纪”的案例，中纪委另有一项更含糊的职责：即如其网页在2014年所描述的那样，对违规违纪行为“发挥威慑力”。也就是说，中纪委希望，通过“杀鸡儆猴”，如这句古代谚语所陈述的那样，来遏制其他潜在的犯罪分子。该委员会甚至启动了一个新的网站和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举报者可以利用该网站和软件上传显示官员涉案的图片和视频，那些官员被抓拍到违反了新的禁止奢侈浪费的规定，甚或就在违规现场。
仿佛中纪委自己的调查机构“纪检监察室”未能满足习近平清除腐败的雄心，党现在还赋予第二个机构即“中央巡视组”以新的生机。中央巡视组最初于2003年设立，旨在调查中纪委因其自身的裙带主义和任人唯亲而可能加以庇护的“领导干部”。因其每个小组均由退休的部级官员担任组长，并向中央委员会新设立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中央巡视组迅速成长为中国本已无处不在的安全机构中一个重要而令人畏惧的调查单位。尽管严格来讲，中央巡视组如同中纪委一样，要直接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但其日常活动均处在王岐山掌控之下，这令他成了中国秘密调查单位中的教父。
不论是纪检监察室还是巡视组，一旦任何一个调查机构怀疑到某只“老虎”或是“苍蝇”，嫌疑人就将遭到以“双规”形式进行的拘押，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自由，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调查，但这样的调查只能由中纪委进行。遭到拘押的嫌疑人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通常由多位“随行保护人员”进行二十四小时防自杀监视。在嫌疑人可拘押多长时间方面，仅有含糊的限制，人身保护权、法律顾问或上诉方面的条款也付诸阙如。据学者李玲研究，双规的目的是“摧毁被双规者的心理防御体系，这样他或者她就会‘开始交代’”。尽管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在以往，强迫招供、体罚甚至是酷刑折磨和死亡都并不罕见。因为任何调查的到来都伴随理由充分的有罪推定，对某人双规通常就像是宣判，差不多等于是启动了有证据的调查。毋庸多言，在官员心目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新闻报道说他们或他们的单位上了中纪委的名单更令人恐惧的了。
令人不安的联想
一位深具历史眼光的企业顾问告诉我：“中纪委的反腐败运动令人不寒而栗地想到明代东厂发起的残酷镇压。”她指的是代表中国专制统治高潮的一段帝国时期的历史。如大多数中国人从历史故事、流行小说和电视剧集中所知的那样，明代历史的特点是党争、权谋、猜疑、恐吓、手足相残和法外酷刑。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天性猜疑，生怕随处都有谋反发生，于是想方设法，以精密复杂的国内监控和间谍网络来维护皇位。
这位明代皇帝如习近平一般判定，已有的安全机构即所谓“锦衣卫”无法胜任保护其统治不受颠覆之职，于是建立起了臭名昭著的“东厂”。该机构由忠心耿耿的宫廷宦官统领，如同今天的“档案”系统保存当代中国人的档案一般，这里保留着全部官员的秘密档案。历史学家蔡石山写道，因其从事强迫招供、酷刑折磨和骇人暗杀行动的历史惊心动魄，明代这一安全机构成为“皇权背后的邪恶力量”，这一“畸形的秘密警察机构”，其“权力触角如同巨型章鱼般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蔡石山1940年生于台湾嘉义，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交通大学讲座教授。——译注）
但明代皇室的猜疑之心极盛，乃至于明代晚期的皇帝们甚至连东厂都开始不信任，于是又设立了“西厂”，这成了正常官僚渠道之外的另一家安全机构。今天习近平治下安全部门的滋生繁衍，难免总令人联想到东厂和西厂这样的明代前身机构。
自毛泽东的高压统治结束以来，“协商式领导”（consensus-style leadership）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习近平摆脱了这一特色，不只再度集中权力，甚且如同明代的皇帝罢黜宰相职位一般，将当代中国的总理一职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设立了一系列新的“领导小组”，本人担任了最重要的一些小组（负责诸如军队重组、网络黑客、经济改革及海权等领域）的组长。不只作为同侪之首，习近平还成为宣传部门现在堂而皇之加以吹捧的党的“核心”。正如一位中国知名文化界人士最近私下抱怨的那样，“我们的领导层现代有了一种难以去除的‘独裁的性格’”。
尽管习近平的反腐败作战深受普通民众欢迎——2014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习近平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拥有最高的支持率——但对任何期望向权力真诚建言的人士来讲，这场作战已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寒蝉效应。并且，随着运动从反腐败演变为意义宽泛许多的对政治和思想对手的清洗，很多人担心，中国目前正在逆行进入一个新毛泽东主义（neo-Maoism）时期。
新年假期期间，习近平前往井冈山朝拜，1927年毛泽东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电视新闻对这次朝拜的报道只是加剧了这种担心。在井冈山，人们看到习近平像是家长一般“与群众打成一片”，在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毛泽东招贴画前，他和农民们一道进餐。他的这次巡游催生了数不胜数的图片、新闻简讯、阿谀奉承的流行小曲和视频，都在赞颂“习大大”的仁爱。（据官方报道，习近平于2016年2月1日至3日考察江西省，其中1日至2日考察井冈山地区。原文所述时间似有误。——译注）
随后，2月晚些时候，他下令开展为期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这次活动尤其针对那些可能正在“动摇共产主义信念”的同志。他特别推荐，重温毛泽东1949年写的文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作者系依据新华社2月28日所发英文报道做出相关描述。——译注）
曾经主宰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有可能在中国东山再起，这样的看法长期以来似乎既不大可能发生，也不受待见。但鉴于中国正不可避免地倒退，滑向一种更加令人回想起1970年代的毛泽东而非1980年代的邓小平的那种政治气氛，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提到了诸如文化大革命和明代这种中国历史上令人惊恐不安的时期。他们有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还想方设法将财产放到国外，借以寻求在海外安家立业。这样一来，中国的外汇一直在流失，据说仅去年一年就有一万亿美元逃离这个国家，也就绝不令人惊讶。
倒行逆施
1978年，两度遭到整肃的邓小平重新掌权并规划了一套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这一议程令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均得以享受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当时人们深感宽慰。随后至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是相对宽容的十年，这期间，人们有理由设想，假以时日，中国不只将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政治上更加开放、更加致力于法治，甚且与整个世界会更加合拍。其后，胡锦涛执政时期提出的中国“和平崛起”之类主张，只是强化了这种乐观情绪。
然而，自习近平上任以来，有关中国会逐步演变至摆脱其列宁主义的过去，这种乐观希望已变得愈发遥不可及。实际上，最近数周，适逢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要求强化党纪和审查媒体的举措开始激发令人惊讶的多个层面的民众抗议，包括一波对其政策和权威前所未有的公开挑战，相关抗议张贴在互联网上。比如，一封由新华社记者周方发出的公开信批评审查官员对网络表达自由的“粗暴”和“极其严重”的侵犯。周方写道：“在网管部门的粗暴统治下，网络舆论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侵犯。”
在被审查人员撤下之前，周方的公开信如野火般在网上传播。另一封网上信件出现在与政府有关联的新闻网站“无界”上。这封信由一批自称为“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匿名人士签署，不只谴责习近平发动了“个人崇拜”，而且公开要求他辞职。信中称：“你不具备带领党和国家走向未来的能力。”
习近平在国内威权主义风格的领导和在海外的挑衅姿态是不祥之兆，因为它们令中国愈发不可能在改革自身经济方面取得成功，而全世界目前都有赖于中国经济。与此同时，因为那些举动看上去免不了令党愈加有赖于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习近平的政策也似乎注定将妨害北京与其环绕南海和东海的邻国重塑它们之间已变得怒气冲冲的关系。最后，因为这样的政策还源自对民主世界的一种极度猜疑的看法，它们令中国与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双方具有共通利益的核心领域展开高效合作变得极其困难，这些领域包括反恐、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核扩散。
不论可能发生什么，中国都正在经历一种倒行逆施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每个与中国打交道的个人、企业和国家，对中国寻求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融合的意愿进行彻底评估。
（作者系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亚瑟·罗斯主任，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院长和教授，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本文原刊于《纽约书评》2016年第7期，2016年4月21日出版，原题：“Crackdown in China: Worse and Worse”。文中小标题及提到的两位大学学者的头衔系译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