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逋一结束，美国政府就着手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既没有对美国“二战英模”之类进行表彰，也没有总结出什么“二战精神”，甚至对美国二战的历史功绩也没有作出任何积极性评价，美国政府召开这个会议的唯一目的，仅且是为了对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的政策、决策、行动等进行全面反思。
那个会就是美国参、众两院联席召开的“二战质询会”。质询前后历时一年多，名为“质询”，实为“批判”，对召去接受质询的人而言，其境况丝毫不亚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纠斗”。为美国二战立下赫赫功勋的将领如艾森豪威尔，从30年代起就力主对日作战、援助中国国民政府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为美国二战筹措了用之不完的资金、希特勒最痛恨的三个犹太人之一的财政部长摩根索，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与密友霍普金斯，都一一走上了“审判台”，甚至对已经逝世的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执政”，参众两院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审查”。
议员们对罗斯福总统非议最大的是珍珠港事件，其中最让他们不解的是，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为什么能逃过劫难？调查发现，“萨拉托加”号属于例行检修，“列克星敦”号是在按既定方针参加一次军事行动，而“企业”号其时正在归途中，只是由于遇到风暴被舰长下令抛锚4个小时，水兵们因为影响了他们的狂欢周未还曾一度情绪不稳定，没想到却意外地“因祸得福”。这样的调查让议员们开始知道并相信，珍珠港事件决非罗斯福总统的“人为事故”。
被“质询”弄得最惨的是霍普金斯，因为正是他1941年12月的莫斯科之行确定了美国的对苏政策，这位同志因“亲苏”后来几乎被定性为“美奸”，郁郁而终。
陆军部长史汀生是美国军方最早提出“日美必有一战”战略思想的杰出人物，“满州事变”之后，他曾提出了著名的“不承认政策”，让日本帝国大光其火，不过在议员们眼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的中国政策，从而“加速”了日美战争，并因此对其进行了恶意指责。
罗斯福总统决定制造原子弹后，要科学家们去找财政部 “落实资金”。科学家们带着厚厚的原子弹示意图去“游说”摩根索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先生们，原子弹的事我永远也搞不懂，你们只需要告诉我需要多少钱就行。从这则逸闻中，我们不难想像希特勒为什么对摩根索切齿痛恨。但摩根索由于他在战争时期的一些“专制性经济措施”，依然受到了热衷于自由制度的议员们的激烈批判。
艾森豪威尔则被指责为没有全力制止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尽管议员们从绝密资料中知道，艾森豪威尔包括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等许多军方高级将领，都不同意对日使用原子弹。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那次战争再次打出了美国的军威、国威，让全世界第一次领教了真正的现代化战争，战争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让美国的一些先进性武器扬名四海，为美国军火商赚了个不亦乐乎。这次战争的总指挥是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作为四星上将，战争之后他有两个出路：一是出任国防部长，一是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他坚辞不就，决意退休以安享晚年。
但退休也别想安宁，美国人在高潮过后马上对其进行“炮轰”，批判最集中的是：为什么“爱国者”没有能够拦截全部“飞毛腿”导弹？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解释，“爱国者”只是美军从武器库中临时改装的一种导弹，此前的职能并非专门对付“飞毛腿”，“爱国者”也不是“点对点”导弹，对它战术要求不是消灭来犯的每一个“飞毛腿”。解释归解释，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很快根据舆论要求，对“爱国者”进行了技术升级，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和舆情。
对个人，不能经一事、长一智，那是不长进，对一个国家，一次经历之后，尤其是大的灾难之后，如果只知道一味奖励表彰，激励人心，则是麻木，是堕落，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经验和历史早已告诉我们，那样的政府总是一再把他们的人民带向同样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