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巴拿马文件给中国执政者的最大冲击，不是高层有否腐败（因为这本来已经妇孺皆知），而是一般公众对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普遍质疑。曾经作为习政绩亮点的反腐，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从街谈巷议到微信电邮，人们都在问：为什么当局要封锁对反腐有利的巴拿马文件信息？是不是因为文件牵涉到习近平和一些现任常委的亲属？这不是说习总的反腐是选择性的？是场政治权斗而已？
本来，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没有独立媒体的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反腐。这里的道理很浅显。经济学归纳个人的一般行为方式是自利 (maximizing own utility)。商人和政治家更是如此，不然他们就没有兴趣在商场或官场上为钱为权为名博弈。假如一个政客和公众说，我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是忽悠公众的谎话。就象在商场上，如果有商人说他做生意的目的是亏本，你会信吗？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客说的是，“我虽然谋权自利，但也要让公众获利”，这比较合情合理，当然能否真做到双赢还需要进一步辨别。
因为执政者是自利的，他反腐的对象只会是侵犯他的利益或者和他利益无关的贪官，而不是他自己或者和自己名誉利益攸关的贪官。古今中外都如此。
封建皇朝反腐，因为贪官也损害皇帝的利益。不过皇帝自己和自己家的腐败是不能反的。朱元璋算是史上最严厉的反贪皇帝了，曾有“朱元璋反腐杀驸马”的记录。可要注意，也就这么一次，而且是个外戚驸马，第四皇女安庆公主的丈夫欧阳伦。朱元璋将他赐死而不是杖杀。朱的其他26个儿子个个称霸一方，从安庆公主家奴周保的嚣张可以推知他们也多是腐败贪婪，却没见到朱元璋反腐反到那些亲生骨肉头上。
有关毛泽东的选择性反腐的记录就更多了。50、60年代反腐，可毛和高层还是享受特权和特供。住的有滴水洞等行宫别墅，吃的有从长沙专机空运到北京的活鱼。毛发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腐败的走资派，可文革中有人批评特权阶层走后门参军上大学，因为涉及到毛要利用的军队和亲信，毛就和张玉凤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后面两句还作为批示下达。文革中毛搞裙带让自己妻子侄子坐火箭进入最高决策层，就是自己走后门的实例。
何清涟在VOA发表的评论中指出，习近平反腐目的是保住红色江山世代接班。如此可以解读当今中国反腐中的选择性。一，若要葬送红色江山的如批评现政权的民间反腐，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志勇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却被抓捕。二，刑不上红二代太子党。三年来中央抓了不少贪官如徐才厚谷俊山等，可细看一下那些被抓被判的都是平民出身。照理太子党权力更大因此腐败也更严重，但除了薄熙来因为要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抢班夺权之外，其他人安然无事。邓鲁延在《亲历腐败》中亲身目睹总后和总装备部两个中将，红二代刘姓兄弟两人，仅在2011年母亲葬礼上就敛财受贿1000万，这些被公开暴露的红二代贪腐至今也没见被中央追查或受审。此次巴拿马文件暴露了太子党腐败冰山一角的一些线索，因为触犯当权者自身利益，被中国当权者封锁，更说明了这个“反腐”的选择性。
巴拿马文件也牵涉到冰岛总理和其它一些西方领袖，说明作为西方领袖也是自利的，有机会他们也会贪腐。不过，在民主和法治制度下，因为有反对党、独立媒体和纳税人团体会出来揭露执政党的腐败，权力被制衡，那些被涉及者即刻向公众回应和承担责任，譬如冰岛总理只能引咎辞职。因此，那些国家和官场比较清廉。在一党专制没有制衡下靠执政者根除自己腐败，那是不可能的。
对此王岐山其实心知肚明。去年4月他会见美国学者福山谈起反腐：“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2014年他在政协常委会上承认自己也曾腐败过：“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这里王岐山说了实话：人是自利的，会贪腐的。真反腐，不能靠自己，而是要让利益独立的反对派来做。
自我反腐不是真反腐，最后也不能成功。明朝皇帝反腐没有救成朝廷，崇祯最后自缢煤山。三年来习王反腐，虽然是选择性的，但也抓了不少贪官。可按照透明国际调查，中国清廉程度却鲜有改进，按国际标准甚至有所倒退。2012年中国清廉程度得分39，2015年降低到37。而同期印度从得分36增加到38，反超中国。
本来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反腐是这三年来习政绩剩下的仅有亮点。可是在巴拿马文件冲击和执政高层的靠删贴封锁的应对下，这个亮点也消失了。习近平先生和共产党若要真反腐，取信公众，那就要解除网络封锁，公开回应巴拿马文件问题，允许利益独立的媒体和民众团体存在和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不然，更多的中国百姓将认定那只是党内斗争需要的假反腐。在公共信任危机下，反腐，昨天曾经的政绩亮点，将变成明天的政治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