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让–吕克–多姆纳克(Jean-Luc Domenach)新书«中国共产王子们的后代» (Les Fils de princes en Chine, une génération au pouvoir )，日前在法国法雅出版社(Fayard)出版。关于书名中的“王子”，作者指的是和毛泽东一起在1949年取得中国国家政权的那一代中共高层领导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而毛泽东则相当于一个打下天下的共产党国王。为了更明确，本文在该书的中文译名里，加上法文书名中所没有的“共产”二字。
该书写作面向法国读者，分析和介绍现今手握中国大权的习近平及其所“红二代”，他们的历史由来和他们的个人和集体性的思想作风性格。由于适逢“巴拿马文件”风暴袭来，九个中共领导人家族人员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的材料首次或再次被曝光，更使得该书的出版受到法国媒体的重视，法国“解放报”，“法国西部报”，经济电台BFM周末一小时中国专题节目等，都纷纷介绍了这本新书。本台对让–吕克–多姆纳克先生的采访也有了与现实更加紧密的联系。
下面就是采访内容：
法广：先请您介绍一下刚出版的这本书，
多姆纳克：这本书瞄准的，想解释和呈现的，是一群“不同凡响的(pléiade) 年轻人”，他们继承了父辈手中的权力，并走到了现今中国权力的顶峰，这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是极其不寻常的事件。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权力顶峰批准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最高权力要由一批当年陪伴毛泽东打天下的红色王子们的儿子和孙子来执掌，红色王子就是和刘少奇级别相当的一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红色王子们的儿子和孙子的代表，也见证了这个继承制度，即共产党的权力要由共产党的儿子孙子来继承，这在共产党世界的历史上是独一份。
法广：您曾经在中国教书进行研究，也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书籍，为什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呢？
多姆纳克：对这个题目产生兴趣，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我在写作前一本有关毛泽东历史的书籍时，搜集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历史材料，揭示出毛泽东及其“宫廷”内部人事关系和纠纷斗争的情况，其中也有不少是与他们的孩子有关，这些材料并没有在前一本书中被采用，而在有关“人民中国”的研究中，掌握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有关“红二代”的历史材料不同寻常地有意思和值得研究。习近平被指定和被选举为中共领袖，而他的父亲则是与毛泽东同一时代的中共领导人。
法广：您的研究得出了什么结论？观察到什么现象呢？
多姆纳克：“王子的儿子”这一代人掌权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他们发挥了两大作用，一是让资本主义模式更方便地进入到中国的共产主义模式之中。他们会说英语，经常出国，“红二代”的身份更使他们敢把中国开放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二是习近平及其“红二代”，就我的接触了解，也是一批有优异才能的人。在与外国领袖打交道时，他们学的很快，同时这批人有比常人更多的驾驭事物的自由，能够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中国前进发展过程中的共产主义成分。
法广：就您看来，习近平等“红二代”将把中国带到什么方向呢？
多姆纳克：我还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方向。坦率说，中国经济状况非常棘手，但中国“王子的儿子”们又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共产主义给自己“垄断”的特权，但直到现在，还难以最后下什么结论。
法广：您真的认为：他们还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多姆纳克：老实说，我不知道还该不该谈论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我相信他们比共产主义理想更务实更犬儒和玩世不恭。简单总结的话，可以说：习近平聪明地玩弄权术，共产主义有利于他控制中国这个国家，保持对权力的掌控。共产主义是垄断性的，这使习近平不用像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了选举而累心。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弱点和美国的强大，对西方国家的种种优越之处，他们很在意很敏感。我想该让我们的听众知道：中国的“王子的儿子”中，有人在巴黎有房子，他们知道住在巴黎，要比住在污染和有政治麻烦的中国更惬意更舒适。
法广：我想您写这本书是给法国和中国以外读者写的，帮助他们认识现在的中国。
多姆纳克：是的。不过，我想那些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还有那些富裕的中国人，如果他们思考问题的话，如果他们能从国际媒体间得到信息的话，也会有人能看懂我的书，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在巴黎我接待过来法国旅游的中国客人。
中国历史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中国人整体的政治文化问题，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中国人缺少信息，但不是缺少对一般国际事物的信息，而是缺少对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的信息。不过，小的进步还是有的，比如毛泽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儿子最近出版的书，就是一部有思考深度的书，能够回答很多问题，但他住在香港，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近似于死亡。这个例子说明：在“红二代”里有人进行深入思考。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进行思考，当他们越来越有文化，就会越有理解力；但他们也可能越来越远离真正的中国，远离中国政治体制的心脏。这也是一种困难。
法广：听说您曾经陪同奥朗德总统访问中国。
多姆纳克：我认识奥朗德总统，但没有陪同他访问中国。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奥朗德总统把我介绍给习近平。
法广：在您看来，西方国家领导人真正的了解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吗？
多姆纳克：如果说他们什么也不了解的话，也是太简单了。西方国家领导人了解的是别人想让他们了解的那一部分。由于中国体制是封闭的，所以有人觉得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太天真了，也有人觉得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批评的太严厉了，什么也不懂。这其实很复杂，我可以这么说：在是否了解中国的问题上，中国要对外国领导人犯下的错误负责，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有责任，因为是他们不愿意别国领导人太了解中国了。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胡耀邦，他是我了解最深的中国领导人，在1980年到1981年间，我和他有过很深入的讨论，如果他一直在位的话，可能会有利于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之后我还有机会见到赵紫阳李先念，他们并不像胡耀邦那样有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兴趣，李先念更差。真实的情况就是：西方人不努力去了解中国，中国政府则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地阻碍西方人去了解中国。
法广：3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了解外部世界为中国寻求一条新路，30年后，中国力量强大了，
多姆纳克：30年后，中国不太需要对西方那么友好了，确实如此。不过我们对中国的未来，还是什么都不能预测。只有一个可以重视的现象是：中国现在的都市化达到百分之五十五，二三十年以后，可能就会达到百分之七十，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中国老百姓民主化的要求必然更加强烈，这是历史的规律。
法广：最后一个问题，“巴拿马文件”爆料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家族的财富问题，您有什么相关信息？
多姆纳克：在我的书中谈到过习近平的家庭，他的母亲对他的仕途非常重视，警告习家成员不要唯利是图，习家赚钱最多的是习的姐夫，而习的姐姐桥桥比习近平更有才华，她为习近平仕途助力很大，在“红二代”中也非常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