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之后，由社科院院长领头，公开大批“普世价值”，称中国不能普选。明显针对温家宝肯定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老江频频露面，习近平李克强则加快接班步伐。
三十年前，邓小平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共的自我宣传“每一届的三中全会都是最重要的”。将于十月九日至十二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就成为中国问题关注的焦点。中共第四代领导集团为了自己的第二个三中全会，有辉煌的○八奥运衬托还觉得不够，特别加演天价的神七工程。但是现实完全打破人为制造的神话，胡温十七大之后仅仅一年，已经面临最尴尬，几乎是难以自拔的一个三中全会。
胡锦涛送神七航天员升天。温家宝联在联合国向世界保证食品安全。
今年五一二汶川一场大地震，不合格的校舍倒塌，就砸死成千上万的孩子和老师，官方承认六千余，民间统计是一万三千人。八月北京奥运开幕，金钱打造的辉煌和气势一时掩盖住汶川的死亡。但是九月残奥委会还在举行，由甘肃惊爆全国的中国免检的名牌企业为了赚钱，奶粉掺化学毒剂三聚氰胺造成成千上万的婴幼儿患结石的公共灾难公诸于世，一时母婴挤破医院。有个母亲的三百天的孩子患结石死了好几个月了，看了电视才知道杀死亲骨肉的竟然是孩子每天喝的三鹿牌奶粉。官方统计到医院治疗结石和现在仍旧住院治疗的患儿已近五万四千人，官方和民间的统计差距从来悬殊，鉴于毒奶是全国范围，民间统计近期难以完成。大地震，中国传媒喊出：“震出一个新中国！”毒奶粉能喊出什么来？传媒被封嘴，更加剧民怨冲天。全世界不能不震呆、不用说台湾。香港、韩国也检测出中国出口的毒乳制品。谁能想得到能够举办世界上最大、耗资最多的成功的奥运会，夺得金牌最多，把神七送上太空，实现航天员宇宙行走的“大国崛起”“中国加油！”在用奶粉毒杀婴幼儿！
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把毒奶粉丑闻带到了联合国。九月二十四日在友好团体的欢迎午宴上，他不得不回答关于毒奶粉的提问，他说：“作为政府负责人，我感到十分痛心。”“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并承诺将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二十五日他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发表演讲，不得不首先表示“恢复世界对中国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的信心。”此前他已公开保证：“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状况。中国出产的产品特别是食品，不仅要符合国际的标准，而且要符合进口国要求，”温家宝在联合国艰难和尴尬的努力，难以制止中国有毒食品风波在世界蔓延，包括亚洲和非洲一些地区。欧盟做出全面限制所有来自中国的婴幼儿含乳制品的决定。VOA报导“国际上众多的企业和民众，再次反思现行的对华贸易以及对华政策。”BBC报导：“随着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四联合发布声明，对危机扩大表示担忧。”
温家宝在纽约倒苦水，谈遗愿。不寻常。习近平李克强加快接班进程。
令人不解的是最善于用恳切的言辞做心迹表白的这位中国总理，抓住公干纽约的四十八小时，对外大倒心中的苦水：“我担任六年总理的生涯，可说是多灾多难。从SARS的爆发，到冰雪灾害和特大地震，从煤矿事故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这些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也使我们在困难中学会了新的东西。”他在回答提问时，竟然又高谈他要“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带领人民勇于面对灾难；政府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死后要人承认他做到了今天的承诺。温家宝上台之后不止一次在国内这样老王卖瓜般的谈风，在国际政坛实在少见。温家宝在中国是吃中央和国务院特供的，不是吃三鹿、蒙牛奶粉的，他唱这些高调，究竟为了什么？
奥运之前的六、七月，两位双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有加速接班的大动作，六月十七日习近平访问北韩，代表中方提供援助，并协助解决北韩核武问题，为随后“六方会谈”做疏通。首访平壤，是中共过去几任总书记的惯例。习近平还成为奥运最高负责人，视察香港奥马筹备，十分抢眼。汶川地震后，李克强也是协助温家宝的第一副总指挥。七月十七日同一天，李克强被选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这是总理“专任”的兼职，从李鹏到温家宝都担任过。这两个接班人都有加快接班部署的迹象。
官方学者连发文章高调批判普世价值。反对中国实行民主普选。
七月二十六日，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我们要竖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贬低为另类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存在和振兴的内在要求。”
陈奎元的这个讲话全文刊登在九月二日中国社科院院报，引起关注。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八年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文中称“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十五日《学习时报》发表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的文章〈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此人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专门在西方与批评中国的西方学者辩论，他认为普世价值西方也做不到。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非洲劣质民主都是心甘情愿接受别人话语垄断的人造成的。
他这样驳斥西方人提出中国应该实现民主：“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很有红卫兵的风格。十六日光明日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的文章〈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他说：“西方世界十亿人口在全球六十亿人口中占少数，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甚至引用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奥运之后北京立刻形成围剿普世价值的包围圈。
批判明显针对温家宝赞同普世价值的言论，危机出现温家宝就是替罪羊。
一些人对温家宝表示担心，如果是对付学界普世价值的主张，“杀鸡焉用宰牛刀”？封嘴封网就行了，怎么能把意识形态重镇全部动员起来呢？如果真搞学术辩论，以上小儿科的东西也不值一驳。因此对普世价值的围剿只能是中宣部惯用的政治讨伐。目标十分明确，就是直对总理温家宝。二○○七年两会前夕，新华社二月二十六日，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令人过目难忘地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三月十六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有人把温家宝二月二十六日的文章比喻为连任的政治宣言。
二○○八年对温家宝是“重重复重重”无比艰辛的一年，两会前特大雪灾；会中西藏暴乱；会后接踵而至的是股市暴跌、物价飞涨、然后又是汶川大震、洪水、襄汾溃坝、濒发的矿难、毒奶粉……这些还都不是主要的，找一个替罪羊就可以搪一件事。但是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GDP掉下来怎么办？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攀升，已严重威胁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东莞近三分之一中小企业倒闭，这意味着农民工失业、白领按揭购房断供。粮油肉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这将意味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将临近总爆发，中国改革的大船有触礁沉没的危险。党会选择谁来承担这个总责任？别无选择，上断头台的只能是总理温家宝。中国抹掉一个部长，如同抹掉一片树叶。辞掉一位总理也不是过不去的大事，不过如同森林中砍倒一棵大树。邓小平还搞掉一个党主席和两个总书记呢。假如温家宝下台，继任总理的首选将是第一副总理李克强。
习近平急盼加封军委副主席，党校讲话谈中共执政危机感。提出三真主义。
如果李克强接替总理职务，将上升第三把手，这是胡锦涛求之不得的。那样十七大江系上海帮、团派、太子党达到的平衡将打破，习近平王储地位将不保，习近平当务之急是求到军职，加封军委副主席，巩固王储地位。
九月一日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学习时报》全文发表，题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他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种执政的危机感，不同于胡锦涛的防止颜色革命。
他特别陈述到二○○七年底，全国党员总数已由建国时的四百万发展到七千四百多万，近百分之七十是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截至二○○七年底，全国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就业的党员总数为四百多万，全国流动党员为二百多万。他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如何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如何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工作，切实把这些领域的群众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这无疑是党的建设一个崭新的课题。”用事实对社会上有关民主社会主义争论做了结论。更是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认同，也是对江泽民对党建贡献的肯定。
习近平肯定三十年来“提出并探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在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是对胡赵主政时期的肯定。没有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别于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习近平提出，“亲民要真感情，爱民要真措施，利民要真成效。”有针对性地提出“三真主义”，区别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大胆地显示习氏色彩。这一点大大区别于王储时代的胡锦涛。
江泽民奥运期间公开露面四次，还参加华国锋的遗体告别，看来，不仅仅是爱热闹。中共又到了权力争斗的紧张时期。
三中议农村改革。三农问题成为社会不稳的根源。去年城乡收入之差已近万元。
七月二十五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讨论通过农村改革的相关决定。学界传媒立刻跟进，就有了“新土地革命”，“第二次土改”到了。
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失地农民高达一个亿。各级政府和开发商利用土地党有化的现状，强征农民土地，被夺走的土地价差时值数万亿元。农民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是引发农民上访、暴动的根源。不允许土地私有化的原则，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最近三农专家温铁军到尼泊尔考察一趟，写了篇文章，他考察结论是毛派共产党能够赢得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因为过去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还给地主，而且声明放弃武装。
中共改革既追不上越南小兄弟，也大大落后毛派尼共。二○○七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收入差距比例达三点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如今胡锦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越来越难获得老百姓的共识。智囊们又给他们发明了“幸福指数”“满意指数”，老百姓创造《幸福歌》来回应：
“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六千一百二十四点跌到一千二百四十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鳝，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晚上蒸一盘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沾上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夹两片大粪水浸泡的臭豆腐，还有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抓两个添加了漂白粉和吊白块的大馒头，还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唉……这日子过的真是那个爽！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幸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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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08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