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的孩子们为根敦确吉尼玛庆祝生日
1989年1月28日，隆冬时节的西藏日喀则寒冷刺骨。当晚，第十世班禅喇嘛在他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终年51岁。他是西藏第二大精神领袖，也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世班禅喇嘛之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谁将成为他的转世灵童？两个年龄相仿的藏族男孩被卷入其中——一个由中国政府选定，另一个由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选定。这场风波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孩童的命运，也让600多万藏人的前路更加扑朔迷离。
* 转世——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
世界各地不同的古老文明、宗教、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并非只有一次，世间所有有情之物不会轻易死去，而是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世间。如此生生世世，轮回往复。
艾略特·史伯岭（西藏历史学者）：“在印度、在西藏，以前有这个传统，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在宗教范围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有时候他们就说，他肯定是转世的。”
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先创立了转世制度。
艾略特·史伯岭：“在第13世纪是头一次，一个教派正式认定一个喇嘛是转世喇嘛。他们就开始用喇嘛转世的方法组织这个教派的形成。这个是新的，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不久，所有的教派都开始用这个方法。”
公元14世纪，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他的最后一位弟子，根敦朱巴是格鲁派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也是扎什伦布寺的最早修建者。他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意思是“智慧的海洋”。
300多年后的1622年，拉萨哲蚌寺迎来了第五世达赖喇嘛。6岁的罗桑嘉措师从格鲁派高僧罗桑却吉坚赞。为了感谢经师的教育之恩，罗桑嘉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赠予这位高僧，意思是“博学的大师”。
艾略特·史伯岭：“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把他的上师当作班禅喇嘛，而且承认了这位喇嘛的前三辈还是为班禅喇嘛。所以事实上，头一辈带着这个名称的是第四辈班禅喇嘛。”
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中，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最重要的两位精神领袖。前者被奉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后者被看作阿弥陀佛的化身。
艾略特·史伯岭：“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说这是老师和弟子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达赖喇嘛的地位高。达赖喇嘛是第一。”
一世一世的转世喇嘛引领着青藏高原上一代一代的藏人保留下他们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斗转星移，又是300多年。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在拉萨潜心修行；年少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正在青海等候达赖喇嘛的认证。此时，雪域佛国外却已经是另一番天地。
*阿沛·阿旺晋美提议寻访转世灵童*
公元1989年1月30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三天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出《国务院关于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为十世班禅喇嘛修建灵塔；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寻访认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据悉，提出这些建议的是阿沛·阿旺晋美。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官职最高的藏人之一，也是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
阿沛·阿旺晋美，1910年生于拉萨，曾任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长官）。1950年10月，解放军开赴西藏途中，与藏军在昌都（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东部）展开了一场十余天的军事冲突，史称昌都战役。身为昌都总管的阿沛·阿旺晋美自认寡不敌众，下令藏军缴械投降。
1951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宣布西藏“和平解放”。在那之后，阿沛·阿旺晋美一路平步青云，不仅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安然无恙，80年代更位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决定班禅喇嘛人选问题上,阿沛·阿旺晋美并没有顺从北京。西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一书中这样记载：1951年在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期间，中央政府要求商讨十世班禅喇嘛人选问题。阿沛·阿旺晋美拒绝了。他态度严正地说，这是西藏内部事务，只有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有权决定。
李江琳（西藏问题学者）：“阿沛·阿旺晋美在这些年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角色，就是这两边的沟通。不管他这个角色是不是成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这么做。寻找转世灵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转世这件事情在1958年以后，所谓‘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之后，就被取缔了。”
*脱下袈裟 换上毛式制服*
解说：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文，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是“逐步废除‘活佛转生’制度”。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尔寺住持）：“那个时候是叫做大跃进嘛，大跃进里面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基本上把寺庙都关了，把寺庙里面的高僧大多都逮捕，这些僧人都被迫去还俗，穿衣服去下地种地，或者是到工厂里去当工人等等。”
阿嘉·洛桑图旦，1950年出生于今天中国青海省大草原，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两岁时由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迎请到塔尔寺继承法座。
1958年，年仅8岁的阿嘉仁波切经历了塔尔寺的剧变，亲眼目睹了挎着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抓捕僧人。他自己也被迫脱下袈裟，换上毛式制服，戴上红领巾。
阿嘉仁波切：“我们的袈裟就裁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或者是染成深蓝色，做成制服就穿。我当时穿的那些制服都是袈裟染了做的。从那儿以后，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也在往后的这些年代里看到宗教如何受到冲击，寺庙如何受到破坏等等，都亲眼看了不少。”
* 毛泽东：宗教是一种毒药 *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政之初便清楚地认识到，西藏宗教上层人士在藏人中拥有巨大威望和影响力，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和16岁的班禅喇嘛获邀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委会委员。
那次行程中，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后，年轻的达赖喇却窥见中共最高领导人对宗教的真实态度。
1955年春，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私下会晤了他，并亲口对他说：“宗教是一种毒药。”
达赖喇嘛在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中写道：“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几年后，噩梦果然降临。1956年，中共开始在藏区推行以“民主改革”为名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这些在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运动也让藏区生灵涂炭。到了1958年，“改革”开始蔓延到宗教领域。
1958年，首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说，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至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得）快一点”。
1958年7月通过的《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李江琳：“藏传佛教的组织化的系统非常严密，这一点中共从来都不喜欢的。在藏区它不摧毁这个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这种社会组织，它无法在那个地方立足，它就无法控制到基层，所以它必须会这么做。”
* 99.9%的寺院被毁 数十万藏人丧生*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十世班禅喇嘛越发成为中国政府倚重的统战对象，几度获邀前往北京。就在他与最高领导人会面之际，中共的轰炸机正掠过他的家园。
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区进行了半年的考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震动——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一切再不是他心中故乡的模样。
回到日喀则，他奋笔疾书，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写就一份报告呈交国务院。全文七万多字，人称《七万言书》。这份报告对中共十几年来的治藏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看后大为光火，称这是一枝“毒箭”。十世班禅喇嘛从此被软禁，文革期间又几次被揪斗，在铁窗背后捱过了近十年的漫长岁月。
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藏区6400多座寺院99.9％被毁，数十万藏人死于炮火、饥荒、监禁、迫害……
1977年，十世班禅喇嘛获释。他没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而是被规定必须住在北京。他同一位汉族女子结了婚，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再次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停止对当局的批评。他在世间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时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
*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治藏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西藏。
李江琳：“由胡耀邦主导，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对从1950年中共进藏之后，到1980年那段时间西藏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的一个纠偏。”
达赖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嘉乐顿珠在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人》中回忆说，班禅喇嘛圆寂后，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本人来北京主持悼念仪式。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带来一封亲笔信，请他转交达赖喇嘛。可是噶厦政府以准备时间不足为由拒绝了。真实原因是他们担心达赖喇嘛被北京劫持。嘉乐顿珠说，他认为邓小平的邀请是真诚的。他对这次错失的机会感到失望。
2015年底，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中方拒绝了。
达赖喇嘛：“已故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想派一个代表团、一个宗教代表团去为他做一些宗教仪式，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了。所以这件事没能实现。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联系他们说，想就寻访转世事宜派一个代表团。这件事也没能实现。”
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中国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3月，西藏接连爆发示威，拉萨戒严；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天安门事件”；6月4日凌晨，这场运动以血腥镇压划上了句号。
李江琳：“‘六四事件’导致中国党内的改革派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赵紫阳被软禁，江泽民上台。‘六四’之后中共政策急剧地向左转，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转。西藏戒严了一年，到1991年5月份才解除戒严。基本上中国大的格局、大的形势变化，大致上尘埃落定。江泽民巩固了权力，这个时候他腾出手来，处理西藏的问题了。”
*恰扎仁波切获中共领导人青睐*
1991年4月6日，十世班禅大师转世寻访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寻访工作会议。
阿嘉仁波切：“这个小组大概有个四五十个人吧，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党的干部部分，一个就是所谓的藏区高僧大德。干部部分呢，就是跟藏传佛教有接触的这几个省。这几个省的第一把和第二把书记参加；第二个部分呢，由高僧大德组成，藏区这些比较大的仁波切啊，还有有名望的人啊，同时中国佛协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我记得我还担任一个秘书长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吧，不过是开会的时候做个样子，发表一下意见啊，拍拍掌啊，点点头啊，举举手啊，这些而已。”
班禅喇嘛的经师嘉雅仁波切任担任组长。在他圆寂后，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成为寻访小组的第一把手。显然，在中国官方眼中，他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
阿嘉仁波切清楚地记得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国政府纪念统治西藏40周年庆典时发生的这样一件事。
阿嘉仁波切：“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李铁映。李铁映为首的很多人在台上。在那个地方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有两个儿童，两个都是藏族的，一个穿着小男生的藏衣，一个穿着小女生的藏衣，两个人手拿鲜花上去给中央团团长献花。献完花以后呢，李铁映就很神气地，把这个花一拿来以后就往下扔，就扔到台下来了。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很不正常嘛，很奇怪，这个中央团团长突然把献给他的花扔到台底下来了。当时我也不是在前排，可能在三排、四排左右吧，这样能看到前排的这个恰扎仁波切就第一排里头稍微靠边一点的地方。那么这个花就扔给他了。他当时拿到花的时候，全场就开始鼓掌。”
当天，阿嘉仁波切在另外一个场合又碰到了李铁映。李铁映握着他的手这样说：
阿嘉仁波切：“这次这个转世灵童问题啊，请你要配合，千万不能在这里头跟中央要唱对台。你也看到这是一种神的感应啊，反正是一种加持力吧，我的这个花也身不由己地扔到恰扎仁波切那儿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配合中央的这个说法，叫恰扎仁波切来主持这个情况，你们不要去参与。”
*中央政府介入并非历史定制*
中国官方没有料到的是，随着寻访进程的推进，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发显露出来。抗命的原因是，双方在谁拥有认定转世的最后决策权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阿嘉仁波切：“开会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清楚，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班禅大师的灵童最后的选定是中国政府要定，因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北京的态度很明确，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必须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来，既然是遵循“历史定制”，无疑只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才有最后决策权。
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在《寻访班禅喇嘛》中记述道：恰扎仁波切在会上说，如果不能由达赖喇嘛来认定转世，他本人将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让中方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北京和达赖喇嘛究竟谁拥有灵童转世的决定权？什么才是转世认定的“历史定制”？
从公元13世纪转世制度创立以来，转世始终是藏人内部的事务；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仪轨。
艾略特·史伯岭：“有时候是前一辈喇嘛写下，我的下一辈是在哪里出生的，是什么样的人。”
阿嘉仁波切：“还有一种是去看神湖。我们拉萨不是有拉姆拉错神湖嘛，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还有一种是有些住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弟子和师傅、师弟关系的这种传承师傅来定。”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00多年，直到公元18世纪初，崛起的满清王朝渴望将势力扩展到西藏；而此时的西藏，内部群雄割据，外族虎视眈眈，也急需大清帝国的保护。
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并借由出兵的余威，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立驻藏大臣。至此，千百年来遗世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
不难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并非出现在转世制度的源头，历史定制本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转世事务代表的是一个被伤害的弱小民族一段屈辱无奈的历史。
*和达赖喇嘛密信联络*
公元20世纪末，一个声称“解放”了西藏“百万农奴”的强大政权同样想要左右这个民族的信仰。
在这场政治与信仰的较量中，恰扎仁波切选择了后者。他开始派信使从西藏到印度暗中和达赖喇嘛联络。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班禅喇嘛，哪怕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
达赖喇嘛：“有一个和恰扎仁波切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另一个人，他是一位流亡藏人。他回西藏，他们两个有机会见面。他捎信给我，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
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写给达赖喇嘛的密信中说：“我们现在处在别人的强行控制下，如何联系，请予指示。”
1993年8月，他又写信说：“望昭示班禅灵童的特征、父母、方向等等。”
根据中国官方文件，这一来一往的书信共计近30封。
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络。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说，1994年他在北京期间，班禅喇嘛寻访小组的代表来看他，请他转交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以及恰扎仁波切的一封信。
达赖喇嘛认为这是北京释放的友好信号，遂请嘉乐顿珠传递信息，邀请恰扎仁波切来印度商讨寻访事宜。这封信通过中国驻德里印度大使馆转交中方，但从此石沉大海。
*金瓶掣签——满清朝廷强加给藏人的宗教仪式*
1994年7月，江泽民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汉藏关系的一个重大关节点，一切和解的希望从此化为了泡影。
李江琳：“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面，基本上就已经把达赖喇嘛定为敌人了。江泽民说我们和达赖的关系，不是信仰佛教和不信仰佛教这样的关系，而是分裂和反分裂这样的关系。据我所采访到的参加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人告诉我的情况，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里面，背后所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决定不让达赖喇嘛回来了，所谓‘让他死在国外’。在这样已经内定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从1994年，反映在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寻访这件事上面，政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一个乾隆年间的金瓶被郑重其事地搬了出来。这个主张摒弃一切封建皇权的政党说，转世灵童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再一次，北京想用满清朝廷耀武扬威后强加给藏人的这个宗教仪式来为自己背书。
1791年，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今尼泊尔人）入侵西藏，藏人向大清国求助。乾隆皇帝派兵击退后，乘机于1793年在西藏颁布了29条法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控制。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7日，然后由呼图克图（注：藏传佛教高僧）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阿嘉仁波切：“清朝政府看到我们西藏有个习惯，用糌粑做的面球放到碗里头，这样摇摇摇出来。看到这个以后呢，就是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要比那个要珍贵，放到一般的碗里头不好，就说放到那个金瓶里头去抽。”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转世灵童认定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朝廷驻藏大臣因此享有与藏人同等的认定转世灵童的最高决策权，外来势力已经有权干预藏人宗教中最高的核心事务。
中国西藏问题学者王力雄认为，那时的西藏尽管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的姿态，但是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事实上，在历任班禅喇嘛的遴选中，只有第八世班禅喇嘛和第九世班禅喇嘛是由金瓶掣签选出的。
19世纪末，随着清朝自身的衰落，其对西藏的控制也日渐式微。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没有经过金瓶掣签。
李江琳：“当时的噶厦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避免金瓶掣签。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不接受这个，因为它不是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它是一个政权政治上强加给他们的。”
即便是在1949年后，中共在之前的喇嘛转世认定中也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个象征封建皇权的金瓶，比如1992年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共同认可的第十七世噶玛巴喇嘛。
艾略特·史伯岭：“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里出生的，被寻找、确定的。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坐床典礼，是在他的喇嘛庙举行的。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一句金瓶掣签的话都没有说。”
*达赖喇嘛宣布：转世灵童找到了*
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寻访进程突然加速。寻访小组先后确定了20多名男童作为灵童候选人。当年12月底，恰扎仁波切派人秘密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将这些男童的照片和资料交给达赖喇嘛。接下来，和历代达赖喇嘛一样，他必须对这些男童进行验证。
达赖喇嘛：“这些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验证，比如观梦，或是观察酥油灯的颜色和燃烧的时长，也会借助一些物品，比如念珠，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凭借一个因素。佛教本身也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打坐、诵经、打卦。我一生中一直在做这种修行。50年来，我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作出决定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根据我的验证，根敦确吉尼玛看来是最好的一个。”
达赖喇嘛回忆说，当他注视着这个男孩的照片时，一股暖意涌上他的心头。
1995年1月23日，经过反复验证，达赖喇嘛认定，这个名叫根敦确吉尼玛的6岁男童正是他们寻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2月6日，达赖喇嘛派人跨越喜马拉雅山，将认定书秘密交到恰扎仁波切手上。
3月，恰扎仁波切赶赴北京。他希望能够说服当局，灵童人选已经确定，无需进行金瓶掣签。
可是北京的态度异常强硬。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回忆：“3月6日到18日，我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指示，连续找恰扎谈话，要求他拥护中央决定。”
3月26日，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宣布，必须实行金瓶掣签。
在达兰萨拉一方看来，恰扎仁波切自从去了北京以后，就彷佛突然从人间消失了，没有一点他的消息。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知道了那个男孩的姓名？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来，这些念头萦绕在达赖喇嘛的心中。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决定，要在这天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
达赖喇嘛：“我再次通过一些神秘的方式来验证，以决定是否应该宣布。结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就是这样。中国政府看来非常生气。”
*北京做出强硬反应*
碰巧就在5月14日这天，恰扎仁波切结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启程返回扎什伦布寺。对于达兰萨拉所发生的一切，他毫不知情。可是在中方看来，这太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阴谋。
阿嘉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们急了：“哎，这个恰扎是怎么搞的，屁股一离开北京就变卦了。”
正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起来。
北京决定夺回事态的主动权：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出官方回应，不承认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
5月17日，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被带走。
5月18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文称：“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这样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6月初，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工作组连续召集僧人开批判大会，但是绝大多数僧人支持达赖喇嘛的决定。与此同时，日喀则地区加强了警备。
7月12日，警方和僧人发生冲突。午夜时分，警方闯入僧人房间，殴打并逮捕了27名僧人。
7月13日，日喀则非正式戒严。
7月14日，恰扎仁波切被撤销寺院民管会主任和寻访小组负责人职务，理由是“背叛祖国”。
*气氛严峻的京西宾馆会议：谁也不敢说“不”字*
1995年11月初，阿嘉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被紧急召集到北京开会，藏区各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参加。地点是北京京西宾馆。京西宾馆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安保工作历来十分严密，这一次更是非比寻常。
开会前，宗教界人士被中国官员找去一对一地谈话。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向阿嘉仁波切透露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阿嘉仁波切：“一个呢就是说要彻底地批判恰扎仁波切，因为他背叛了政府；第二个就是说要废除达赖喇嘛认定的这个灵童；第三个是要同意‘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提出异议，要求释放恰扎仁波切，并且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男童一道参加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李德洙副部长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他说，阿嘉副主席，你提这两个问题啊，他说我可以理解，你是从青海来的，你不知道这个里头的这些内幕。他说，这两个问题是原则的问题啊。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你自己的人身也会受到危险、威胁。”
回到宾馆后，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又找他谈话。
阿嘉仁波切：“他是很直爽的一个人。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次到中央统战部说什么话了？据说是你有很多的意见。那个李德洙部长给我亲自打电话说，要做好你的工作，明天开会的时候绝对你不能说这些话啊。’他就给我压底线，他说：‘你给我要面子啊，你给我面子’。所以我就说：‘当然你也有难处，中央这么说了我也不敢再乱说嘛，对不对。’”
1995年11月，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发言，谴责达赖喇嘛“不断破坏和干扰”寻访进程，并再次强调必须实行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开会的会议气氛也是比较紧张，故意地让每个省的书记和自己省的那个仁波切对面，我的后面是青海省统战部的部长。每个省的部长就坐在后面。就好像是感觉到我们说话中间出问题的时候，他从后面要把你捅一下，或者是要住口这样的感觉。前面是镜头对着你，要表态，这种气氛下那当然谁也不敢说‘不’字了。”
因为和政府保持了统一口径，阿嘉仁波切还得到了官方奖励。
阿嘉仁波切：“中央统战部给大家钱嘛，我记不得了，给了两万块啊还是多少钱，都有经济上的一些待遇、奖赏吧，哈哈。青海省海给我送了一个彩电，彩色电视机。我回来的时候一直送到我们家里头来了。”
值得注意的，最早向当局建议寻访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阿沛·阿旺晋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1998年4月4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记者白克尔（Jasper Becker）的 《阿沛阿旺晋美访谈录》，其中写道：“内部消息说，阿沛·阿旺晋美试图阻止北京在认定十一世班禅转世时使用金瓶掣签。据悉，他查阅政府档案，想证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禅转世中并未使用金瓶，也没有参与十世班禅喇嘛的甄选。”
*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
京西宾馆会议后不到一个月，阿嘉仁波切等一众人被专机送到拉萨。
阿嘉仁波切：“拉萨机场那个武警啊，机场里头满满的，大家都带着枪，而且带着钢盔，好像是很紧张那个气氛。大家都说这个怎么了？到那个宾馆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路上一直有军队，两边差不多是，有个俗话嘛，就是“十步一个岗，五步一个兵”什么的，就是这样。甚至有些地方是有那个碉堡啊什么的，里头有机枪之类的。”
西藏宾馆里也是戒备森严，当晚即召开紧急会议。
阿嘉仁波切：“有点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啊。就说今天，明天什么时候可能要举行金瓶掣签，在拉萨的大昭寺。这个金瓶掣签我们安排得非常好，如果说这个金瓶掣签里有达赖集团和国外敌对势力来破坏的话，我们会坚决地消灭。同时你们如果说有人可能会站不稳立场，要参与这些的话，那也一概不客气。”
那天晚上，阿嘉仁波切和衣而卧，不敢熟睡，生怕会被随时叫起。果然，半夜两点多，命令来了，全体出发去大昭寺参加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大昭寺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集中了，大概有两三百人、三四百人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坐得满满地在那个地方诵经，有僧人也有俗人，他们都有还穿着节日的那些服装。往日在大昭寺里头看寺的那些看灯师都看不见，都是一些新的僧人，不认识的。大昭寺里头有很多小的佛堂，一些小的转弯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便衣在那边站着。”
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罗干、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他们面前摆放着那个乾隆年间的金瓶。
阿嘉仁波切：“金瓶掣签是什么概念我一直都没有。我们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看。金瓶里头有一个小茶杯似的东西，那个茶杯里头有三个签条，三个人的名字也打印在那个纸条上，达赖喇嘛宣布的那个已经废除了。三个签条就放到那个茶杯里头了，叫波米仁波切（时任西藏自治区佛协会长、中国佛协的副会长）去抽。他就抽抽抽，抽出来一个。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江村罗布就宣布。”
中签的5岁男孩叫坚赞诺布，发音和江村罗布相同。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这在藏人中传为笑谈。男童的父母大喜过望，在旁人的提示下才没有失态。不知是不是巧合，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
回到宾馆后，阿嘉仁波切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金瓶掣签的报道。
阿嘉仁波切：“那个时候看到，这三个签条里头一个签条好像是稍微长一点，他就故意把那个抽出来了。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看完以后呢就说，哎，为什么这个长一点？”
* 叶小文：那个布袋里我们故意放了一点棉花*
谜底在从拉萨回北京的专机上解开了。
阿嘉仁波切：“回来的时候在李铁映的专机上，他们都非常开心，口口声声说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德的事啊，可以青史留名啊。李铁映就非常兴奋，他讲了很多的东西。讲完了以后，他可能也累了，因为西藏高原嘛，他们去了以后就缺氧啊什么问题吧，他就戴上那个氧气，闭着眼睛就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叶小文就开始谈话了。他说：‘ 哎，金瓶掣签你看到没有，那三个签条里头有一条稍微长一点，你看到没有？’
他开始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全身有点麻的那个感觉。他说，‘你看，我们故意地把那个有一条弄长了一点，那一条里面啊我们放了一点棉花，那个布袋里头，所以呢就故意弄长一点，就把那个给抽出来。’
这样一说以后，我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说了什么谎话似的，我感觉到我全身就发麻、发抖，很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就这样不敢正眼去看，我就偷偷地看嘉木样（仁波切）。嘉木样呢，好像是装作没听到似的。那我再翻过去看李铁映。李铁映闭着眼睛继续吸氧气。叶小文就兴高采烈地说这些话。当时我就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也不敢相信他们要做这样的手脚，而且也不敢说这个情况。”
*金瓶掣签后*
金瓶掣签上的舞弊成为压倒阿嘉仁波切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信仰与政治间挣扎多年的他在1998年底秘密出逃，远走美国。他终于鼓起勇气讲出事情的真相。
阿嘉仁波切：“我想这个应该说出来，为什么呢？一个政府，像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样一个法律轨道的国家，应该要去公正地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应该不能再出现，所以我想说。”
金瓶掣签一个星期后，坚赞诺布在戒备森严的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随后他被送到北京，向江泽民敬献了哈达。他没有按计划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地安顿在北京怀柔的一桩豪华别墅中。别墅的前主人是因为贪污罪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反对金瓶掣签的恰扎仁波切1997年被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2002年刑满后下落不明。
根敦确吉尼玛这个流亡藏人和国际组织所称的“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始终不知所踪。中国官员说，他和其他西藏孩子一样快乐、满足地成长着。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探视要求一再被拒，中国政府回应说：他们一家人不想被打扰。
*达赖喇嘛：转世与否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
李江琳：“我在藏区旅行时去了三个省：四川、甘肃和青海、20多个县。每个县我都去过一些寺院，包括一些像塔尔寺，拉卜楞寺这样的大寺院。还去过一些没有游客的小寺院。这些寺院里面全有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但是没有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一个都没有。我突然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寺院，专门注意这一点，发现一个都没有。他这个缺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艾略特·史伯岭：“我以前去过西藏， 我问他们这是班禅喇嘛吗？只有两个回答。一个是：‘不是，这是中国的班禅喇嘛’；一个是：‘我不能说，他们不准我说’。除了那个之外，没有人说：‘对，这是班禅喇嘛’。所以我敢说，多半的藏族不承认他是班禅喇嘛。”
2015年4月25日，这一天是根敦确吉尼玛26岁生日。他的容颜在人们心中却永远地停驻在6岁时的模样。没有人知道,已经成大成人的他如今相貌如何，又或者，是不是还在世间？
艾略特·史伯岭：“未来他们要做同样的，他们要确定自己的达赖喇嘛。下一世达赖喇嘛。”
李江琳：“中共想要借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来形成一个先例。整个的灵童过程是由我们来选的，以后下一世达赖喇嘛也是我们来选。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主导权’就由我们来控制。控制藏传佛教的主导权这一点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但是始终没有真正的成功。”
达赖喇嘛本人近年来多次公开表示，未来是否还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藏人认为不再需要，他可能成为最后一任达赖喇嘛。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政府。他们再度指责他背叛藏传佛教，并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并且要依照中国政府定的方式来转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认为，如果中共官员如此热衷轮回转世，他们为何不先去找找毛泽东、邓小平的转世？
这远非是找寻一两个藏人孩童的故事，它承载着600万藏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