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文革”十年浩劫由此开始。
半个世纪过后，随着今年“5.16”的临近，“文革反思”的话题越炒越热，网传曾经与孔庆东一起被薄煕来“包养”，薄熙来倒台后移民美国的“高级五毛”司马南也不能被缺席。海外一家中文网站报道司马南曾引用习近平“探索性失误”的表态，期待着习近平政权有朝一日会用一纸新的文件，对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那份对“文革”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纠偏。
报道司马南的这家中文媒体以“中共对文革有新表述”为文中小标题介绍说：中共官方对于文革的表述，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两份文件，一份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于1966年8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另一份是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起草，于1981年6月27日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司马南把前者喻为“1号文件”，把后者喻为“2号文件”。他认为，两份文件都是中共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文件，其严肃性都要承认。今天对于文革的理解，应该基于这两份文件生成。
《决议》对“文革”有明确的定性：“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在司马南看来，距离《决议》的发布又过去了三十多年，今天可以考虑让《历史问题决议》当中的结论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对邓小平同志也要像对毛泽东同志一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对邓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尽管中共高层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文革，但司马南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文革其实是有说法的”。他所指的“说法”，主要是习近平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到的“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司马南指出，新中国前后三十年都有重要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习近平所说的“探索性失误”很好的将历史统一了起来，这种“微妙的做了回应的回应”，与邓小平的理论一脉相承。他认为，如果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文革的“3号文件”，习近平这种对文革的认识会是主基调。
司马南指出：“有人用‘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叫反思，而是反攻倒算”。
司马南在此对“习主席语录”的理解是否准确，不妨先对照一下习近平的原话。
那还是在习近平正式接替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第二年，正式接替国家主席职务的当年五月，习近平《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因此，“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此言一出，一位网络专栏作家即发表评论了：“渴望政改的人，在习主席这番改革前后不能割裂的讲话之后，能否洗洗睡了？连文革都算是社会主义探索了，那你还在这儿期待什么？“
司马南对“历史问题决议”的臧丕，应该是始出自他在今年初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照着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说法，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发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这个历史决议，诞生于30多年前，现在又有了30多年的实践，活跃的思想界流行着一种说法一一是否应当有一部新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了？假如诞生一部新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话，“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会有怎样的评价？又怎样评价关于文化革命这一段历史？是维持原来的说法呢？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说法？
我倾向于认为，会有一些新说法的。
司马南还说：对于您提到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习近平十八大接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有一个新说法，或许能够回答您。他讲，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平常，事实上很重要。它表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国之后全部历史一个总的态度。这个很著名的论断建立在前后3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个基础之上。
习近平原话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司马南当时还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说：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由于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之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没有经验可以参介的事情，社会主义本身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遵循和借鉴，一切都在摸索前进，所以邓小平讲过摸着石头过河， 既然摸，就有可能摸错， 如果摸了就不错，那就不叫摸了。所以，失误是避免不了的，这种失误叫“探索性的失误“。探索性失误的本质特征是，主观上并不想错，但是客观上却导致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谁故意要去犯的，也不是什么道德人格所导致的，尽管这种错误本身与具体制度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不是什么根本制度问题，不是由根本政治制度所导致和派生的。
司马南说：“探索性的失误“是避免不了的，在毛泽东的时代避免不了，在其他的时代也避免不了。就“探索性的失误“而言，前30年有，后30年也有。前30年的失误，人们似乎看得很清楚，也已经有了30多年的时间来纠正，对后30年的失误人们未必看得很清楚， 所以其说不一。
我明白您对“探索性的失误“这个说法感兴趣，这个说法不新鲜啊！他源自于习近平,是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时候谈到的，这个说法迅速引起了海内外的特别关注， 听起来感觉很新鲜，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个意思最初的表达却是出自邓小平先生一一30多年前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意志。
建国32年之后中央的一个重要文件当中,对这32年是这样概括的: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这个复述，一个字没有错.在这样的事情上一个字也错不得。
对前30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这不是很明确吗！还有比这更明确的吗？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谨慎的推论: 即使毛泽东犯有你们所说的错误, 建国之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而所谓错误、失误是在巨大成就的前提之下的.不但如此,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包括后来改革开放在内的一切进步和发展的的基础。不是司马南认为应当怎样，而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关于建国32年来的成就作了这样的估计。如果有人对这个估计不满意， 应当去找小平同志讨论。
读罢引文，看官应该可以看出，所谓“探索性失误”五个字并没有在习近平讲话或者当年的那份历史问题决议中直接和“文革”衔接在一起，但是，司马南对“决议”的理解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不是本文要分析的内容，而他对习近平讲话内容的理解绝对到位。”笔者甚至有理由怀疑司马南关于中共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历史问题决议” 取代或者干脆是否定三十年前那份以否定“文革”为最重要内容的“（旧）决议”的期许很可能是受到体制内人士的点拨。持此怀疑的原因和理由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详细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