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可以叫做“战损”。但是和平时代的非正常死亡叫什么呢？难道叫“和损”么？这显然太荒唐。迄今为止，没人能就和平年代的非正常死亡给出一个通用的的说法，因为人们相信，和平时代不应该有非正常死亡，和平时代的非正常死亡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也就因此，文明国家任何非正常死亡，都是天大的事。如果死于私力，责任人会倾家荡产。死于公力最敏感，像台湾洪仲丘事件那样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其实算轻的了，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动。2015年4月美国巴尔的摩大暴动，导火线即是非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遭白人警察逮捕后伤重死亡。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则因为黑人罗德尼•金交通违规并拒捕遭警察殴打。暴动持续整整四天，导致更多伤亡，政府不得不出动陆军来平息局势。事后，四名涉案警员被联邦法院以违反民权被审判，其中两名警察被裁定有罪，判处30个月监禁。受害人罗德尼•金控告洛杉矶市政府，获得了380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人说人命关天。但在文明国家，人命不是关不关天的问题，人命就是天。死于非命，尤其死于公权力之手，就是天塌下来。老百姓甚至会不惜拿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劲头，来跟公权力拼命。还有什么样的压力，能比这压力更大？如此压力之下，哪还死得起人？哪个政府敢懈怠？固然这仍不可能杜绝天灾人祸，仍不可能零死亡，但非正常死亡的最小化则是一定的。
在文明国家中，美国警察的权力可能最大。甚至中国的警察，也常常不免羡慕。但美国警察权力再大，大不过生命，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能碰这个高压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一切，无疑根植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敬畏生命的传统。即便战争年代，这传统仍不可撼动，所以才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讲述的故事，我们中国人惊讶，但在美国那其实很平常。所以美国军方才会设立一个特别的部门，不仅战时，而且和平时代，而且永远，在全世界范围专职搜索失踪的美国将士及遗骸，穷尽一切努力，把他们送回国内隆重安葬。这种对生命的尊重，足以令每个生命感动。
也恰恰是这样的国家，即以国民的生命价值为其核心价值的国家，才最强大。因为它最能激发人的尊严，激发人的潜能。不止美国，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二战期间，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曾在印度接受全套美式训练的国军。此前中国军队基本没有战场救护的概念，战场上受伤即成累赘，受伤即被抛弃，受伤即等于死亡。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不言而喻。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国军印度受训颠覆了这个传统。其所谓全套美式训练，就包括了战场救护训练，建立了完善的战场救护系统。这给了国军官兵最大的尊重和最大的生的希望。他们真正作为人站起来了，而有尊严的人和没有尊严的奴隶，其内在的力量当然有云壤之别。所以国军才会在滇缅战场异常生猛，常常以一当十，而令全世界震惊：原来中国人不是病夫，原来中国军队也会打仗。
可惜，国军印度受训在中国是特例，其战场救护背后的价值观，并没有融入主流，惠及全社会。中国主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毛泽东的两句话可以代表。一句是战争年代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另一句是和平年代的：“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这里，战时跟和平时期，观念上没有任何分别，即都是轻贱生命。这就注定毛时代的中国，实际仍是战时的延续，战争体制和战争思维仍支配着全社会尤其支配着统治机器。也就因此，在整个毛时代，中国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甚至超过了战争年代，抗战八年中国伤亡三千五百万，毛时代仅仅一个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就高达三千七百多万。
这一切，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确实大有改观。如茅于轼先生断言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不再有毛时代动辄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即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势头得到遏制。这确实是中国社会朝着正常化方向转型的显著标志。但也不得不承认，这转型太慢，固然没有了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但碎片化的非正常死亡，仍到处蔓延。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煤矿、非煤矿山、建筑行业、危险化学品行业、烟花爆竹行业等高危行业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暴力维稳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仍居高不下，如果用“战损率”来替代，当下中国的“战损率”在世界范围都名列前茅。而且这一切，往往都是体制性的。
这一切，都凸显一个问题，即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价值观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把生命放到核心位置。太多东西凌驾于生命之上，经济发展凌驾于生命之上，政权安危凌驾于生命之上……。价值观的缺陷注定了一系列的生命悲剧，注定了今天中国人仍然没有免于恐惧尤其是免于非正常死亡的自由。无论哪个时代，对待生命的态度都没有根本变化，无论哪个时代，实际上都不怕死人，都死得起人。这点上一直一脉相承。
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感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这也适用于当下。这一切是到改变的时候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生命放到首位。现在所谓“核心价值观”，冗长、啰嗦、同义反复，什么好东西都想说到，就没说到生命。其实在我看来，九个字足矣：爱生命、爱自由、爱公义。有了这三样，就啥都有，哪用面面俱到。相应的，所谓政绩考核体系也必须改变。茅于轼老师以非正常死亡指数来区分毛时代的中国和当下中国，这的确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指数，应该广泛应用，尤其应该应用于政绩考核体系，把非正常死亡列为执政的第一红线。这也符合政府天职在于“保境安民”这一中国传统。
但是，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来自恩赐，而只能来自公民社会不可抗拒的压力。没有公民社会不可抗拒的压力，就不可能改变体制，就不可能改变公权力的运行轨迹，就不可能改造价值观。一切就都会故态复萌。而要形成公民社会不可抗拒的压力，可能不会太难。在当下中国，确实做什么都难，要民主难，要宪政难，要独裁也难。因为它们都涉及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而且是巨大冲突。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也难，但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太难，当下中国惟有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可能属于真正的帕累托改进，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因为，当下中国惟有生命不受尊重可能是所有人的焦虑，哪怕官僚，哪怕权贵。一个数据足够佐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中国境内媒体至少报道了81例官员自杀事件。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还说过一段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百年过去，江山依旧，人命还是没有贵于一切，这是最大国耻。这国耻必须在我们手上画上句号，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子孙，让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重复这样的感慨。所有人都受轻贱生命的体制之苦，在生命权问题上汇聚合力，撬动整个转型，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也是一个可以用力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