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波离去已经已快三年了。总想写点什么以示纪念，又不知时间点上是否合适，写些什么才好。
在人们的记忆里，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与“零八宪章”，与八九民运这些大事件相连的主要人物；在我，这些显然都是确定的，但提起晓波，却更多地是想到作为朋友的那个人：热情，口吃、才华横溢，缺点显露得那样直接，让些人不喜却也因此让人感到他的那份真诚。总觉得他诗人气、才子气很重，是命运与时代才让他成为人们常常想起的那个人。我们算是东北的老乡，尤其是他还有在大连生活的岁月，那就更是离我家乡很近的地方。
从他病重被送医直到弥留，去世，我在遥远的异国度过一段很痛心的日子。那是夏季放假的季节，家中无人，乃至让刚刚拿到驾照的儿子因担心，竟独自一人驾车数小时回家来伴陪爸爸。几年前，我和晓波共同的好友陈子明去世，曾让我有过一种沉坠到深渊的感觉；努力地把持自己，爬上岸来继续前行；晓波的远去，让我又坠入一回……这次，儿子想到要来帮我。是我老去，还是他已长大更善解人意？
儿子知道晓波，不只是因诺奖，他的系狱，他的病情等等，其实早在那之前他便知晓，是因为那一些特殊的身处欧亚大陆两端的通话经历。八九后，因条件有限，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话其实不多。新世纪以后，有那么几年，为工作，有的时候也纯为聊天，一星期大概总要有上一两次通话，借用那时期刚刚流行的软件Skype。常常是巴黎时间晚上七、八点时，这位习惯夜里不睡，读书工作，凌晨三、四点准备要去休息的仁兄上来敲我，畅谈或有的时候就是闲聊一气。从反对运动的种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好书、朋友们的趣闻近况，……每每到了一定的时间，妻会遣儿子来唤我去吃饭，我常答“这就来，在和晓波通话”。
这种通话，在他失去自由前那几天，因那著名的文本，频繁到几乎每天要通上数次，直到他被捕的几个小时之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最后一次与人自由地通话。总之，我们的通话永远地结束，消失了；一如我生命的一段岁月，那岁月中的一位可爱可敬的友人。
那年，包遵信先生去世，哀痛之余，连续数天跟晓波联系，请他帮忙代致哀悼。追悼会前晚，鉴于警方的威吓阻拦，电话里他告我：明天，就是拼死也要到追悼会场！那语调的决绝，让我既担心，亦感动。北京时间早上再致电时，他告知警方已来，他正要出门，还需协商，但无论如何，从楼上跳下去他都要前往。后来，他终于到了追悼场。那是他对逝者的尊敬，对友谊的执着。
晓波的狂傲原本是出名的，乃至早些年我有些看法，一因知其性格，二来那时通话不多，沟通不便，有时便请我们共同的好友他也很尊重的张祖桦兄代为转达。后我们通话方便了许多，终有一次，我直接对他这样一个像征人物，在这样一个大历史转型期对一些事所该注意的表达上的策略谈了我的看法。他沉静地听我说完，非常诚挚地谢我，并说“我们兄弟，以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提醒的就直接说，别客气。”那一刻，隔着万水千山，我感受到一个谦逊的晓波，一个岁月与磨难让他更加成熟、宽容的晓波。
与晓波多年的通话中，记不住有多少次，他总是一再提起，商议推动“天安门母亲”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事。结果，最后却是由他来领取这一殊荣。看到有报道说，他得知消息时流下眼泪。我知道，那不是为他自己，是为那些失去亲人的母亲们。他说：要把那奖献给她们。我相信，那是真诚的，发自他内心深处一种永远的痛和——一个不灭的希望。
记得好像读到过老友胡平兄有评价晓波为“伟人”一语。从一个朋友的角度讲，觉得称其“伟人”好像有些距离，显得遥远； 但从历史的视角看，从晓波的作为讲，又觉得胡平的评价恰如其分：伟人，伟大之人简称也。伟人不是完人。但习惯了一种道德评价的国人所固执地认定的伟人却要等同于一位完人，乃至我们这个民族的伟人日渐稀少，一些精神与举止上的真诚与高贵慢慢流失，在权力的淫威胁迫下，成就了一个犬儒盛行，物欲横流，精英丧失道德底线的时代图景。
在这个图景里，晓波显得突兀，哪怕是以他那些真诚的缺点，也让许多虚伪显得龌龊、不堪，更何况他的勇气，为那些在为自由与尊严之战中逝去的人们做一个永不退却的守灵人的身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景象之一。因此，如果这种行径不伟大？那我们该何以名之？
作为一个为死者守灵者，他抗拒着某些人对死者的亵渎，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唤醒着人们对那些死者的记忆，对没有正义对中国可能带来的灾难的警觉，后来，他的关怀越来越远离最初那有些精英色彩的立场，将其伸延到普通的工人、农民，打工者，无家可归的人们。从与他的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那种日渐浓重宽广的宗教与人文的情怀。
诺奖发奖仪式上那把椅子，已成经典，它像征自由被困，正义缺位，也预示着晓波已不再能续做那守灵人：他自己也终于倒下，也从此从缠绕他二三十年、挥之不去作为幸存者那深深的愧疚感中解脱。他留下那空位，静伫在那里，候着无数的后来者，继续守灵，等待那些灵魂归来、安息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