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否定邓小平模式与中国左右派之争
2012年的中国政治一开局就承续前几年的趋势：在困扰发展的危机更深重的条件下，一方面底层抗争继续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迅速发展；另一个方面，中层精英的政治态度在思想取向和行动策略上都越来越转向一个全面、彻底和激进的政治变革，甚至在出现官民对抗的重大热点议题上，独立公共空间中的中层精英舆论不再接受意见领袖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面临中共18大重新分配权力的高层也进一步分化，高层在对国家改革方向出现不同的声音后，各派现在开始寻求社会支持的基础；其中，正在接管国家执政核心的太子党红卫兵一代表现出独有的强势政治文化。中国也许会出现新的政治转型契机。
中共高层就如何解决现有问题和改革方向出现不同声音是近两年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在人类第三波民主化高潮时发生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的中国，中共仍能稳定地保持一党专制20多年，主要原因是执政核心没有显著的分裂。从中共14大到17大，尽管政府腐败蔓延，社会矛盾激化，人民不满增加，各类反抗迅速发展，但是因为高层保持政治一致，中国政治甚至能平稳度过两次权力核心交接。近些年，随着新的权力交接关头到来，即将卸任因而没有权位顾虑但希望有所作为的现执政核心成员，与需要不同凡响大动作才能挤进下一任执政核心的官员，都有强烈的动机更改现行发展模式。
邓小平定下的现行发展模式是：少数党魁掌握绝对权力使用党国机器暴力维稳，保改革，促发展。这一模式导致腐败暴虐和两极分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民间提出替代邓小平模式有左右两种思路。左派是回到社会主义，强化党国机器的权力，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惩治腐败，抑制豪强，实现公平分配。右派则主张宪政民主，限制政府权力，让政府民选，并在内部和外部建立制衡机制，通过民间健康力量壮大，逐步实现社会公正。
二、重庆与乌坎：左右之争进入实践
当左右之争是公共空间讨论时，其意义有限，因为这还仅仅是思想史事件。不过，这些争论也许预示着未来政治发展和政局演变。只有当左右之争进入实践，左右之争才有真正的政治意义。
左右两派思想真要进入实践成为选项必须通过两种形式中的一种：或者有大规模政治风潮支持，或者是执政者在现实中的施政方针。目前，由于制度限制，左右两派都没有在民间动员大规模政治风潮的空间；在中央执政核心没有意愿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情况下，左右两派只能通过地方政府试验自己的想法。
近年来，薄熙来和温家宝分别被视为左右两派企图破局的主要代表人物。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以唱红张扬正统中共的意识形态镇压民间独立思想，以打黑为名摧毁民间独立经济和社会力量，并以暴力驱逐和镇压外来的媒体和司法监督，在重庆以铁腕建立起绝对统治的独立王国，然后扩展国营经济，大规模提升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份额。薄熙来的举措，不仅赢得左派舆论的一片喝彩，而且为中共专制建立起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支持。重庆模式可以说是左派扩展党国机器暴政、解决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实践典范。
比较而言，由于温家宝倡言的普世价值在中共从没有过合法实践空间，因此一直苍白无力地停留在媒体上。甚至右派主流舆论都不拿他的话当回事，认为是他个人做秀或卸任前与现行体制划清界限的行为。然而，最近发生在广东陆丰乌坎村的事件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乌坎村发生的事件原本是中国每年上演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反抗腐败征地的群体事件中的一个。然而，乌坎村民一开始就借助新通讯技术将事态的每一步向外界进行报道，使得事态发展引起外界高度重视，导致大规模公共讨论，不仅形成舆论监督压力，而且为新的解决前景提供了思路和创造了条件。当乌坎村的纷争以村民诉求被满足而结束时，这个新的解决方式被解读和推广为新的化解危机的模式。受到鼓舞的分析家们认为，乌坎村的模式继续走下去，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保障公民选举、公共舆论和媒体监督、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解决腐败、社会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和代价、利益冲突等发展中的问题。如果这一方式进一步推广、完善和配套，将能够成为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展开政治改革的开端。因此，乌坎村案例的最大意义是右派政治改革理念进入实践的开端。
乌坎村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开端，理由有二。第一，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已经严重到会引发政治危机的关头，民怨鼎沸，中共已彻底失去道义合法性。即使对中共而言，探索新路已是生死存亡的必然举措。而以普世价值的政改解决问题，是在上下都有人心的选择。此次乌坎村的结局，不仅证明可行，而且深得人心。
第二，乌坎村发生在广东，汪洋是即将进入新执政核心的新星。他的仕途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解决当下遍及广东的征地引发的冲突。如果他能找到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将更有助于他的政治地位。由于派系归属，汪洋有可能得到高层支持。有人认为，中共受意识形态束缚，难以采纳政改模式。这些人对中共的弹性了解不够。中共几次大难不死，与他们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有关。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理论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都是先例。
最后，极权体制中上层改革家的改革思路都有一个形成过程。最初仅仅是对紧急事件回应时采取较为开明的做法。后来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决策的正确性并动员公众舆论支持，逐步走上全面和深入改革的道路。派系挤压是改革派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力。为了对抗薄熙来在重庆造成的冲击和挑战，汪洋有动力开发不同于重庆模式的新模式，解决危机问题，赢得公众和党内支持。
不过，目前为止，资深观察家都不认为乌坎村成为政治改革开端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发生在乌坎村的政治事件被普遍解读为新的政治改革动向，但是这仅仅是有可能成为新动向的征兆。更多的观察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并告诫各界不要对乌坎村的案例做过度解读。
的确，因为两个原因。也许乌坎村的博弈仅仅是个孤案，当局在处理危机中表现的开明态度是在特定时间地点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治理模式和危机管理模式的变革开端。第一，因为目前中共不具备大规模推广这类模式的政治容量。一旦这样的模式推广，将导致腐败暴虐的中共基层乃至中层政权和控制机制的瓦解甚至崩坍。目前中国的政治与前苏联、东亚及80年代的胡赵时期的最大不同是政治社会方面有一个权贵利益集团。这个权贵利益集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一直通过腐败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收益并靠暴力压制各种反抗。如果现在开始政策转轨，将引发被点燃新希望的民众与腐败暴虐的党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大规模政治冲突。
第二，胡锦涛作为政治家的平庸局限性。人类政治史上不乏专制执政核心发动改革然后导致官民激烈冲突，在冲突中改革派的执政核心在民众支持下改组国家机器的例子。但这需要执政核心的坚定决心和高超政治运作技能。目前中共党头胡锦涛不是这样有眼光、魄力和能力的政治家。他只想平安地完成自己的任期，回避大规模政治风波导致的风险。
三、太子党登台与红卫兵一代的政治运作
如果从中共现有执政核心的权力结构看，左派和右派都没有机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实践。但是，18大权力交接在即，种种迹象表明，高层出现新的更强烈的势头突破现有政治格局，寻找新的出路。最近，胡德平和刘源分别在不同场合以言论和行动进行政治亮相。他们不像刘亚洲前几年仅仅是个人发言，而是带领一群太子党和相同倾向的在位权力精英表态。这种姿态传递出的信息很明显，他们要尽全力谋求解决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即将进入执政核心的太子党，作为整体阵容，为中共高层的变化提供一种新的势头和可能。
这批太子党权贵精英的经历复杂，有过大起大落、荣辱至极的身世经历，因而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他们的思想归属和知识谱系也有过摆动很大的变化过程。文革前是新贵子弟，文革中当过狗崽子，80年代补充知识并经历自由启蒙，89之后享受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和权位。第二，他们都有极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态看待政治，有魄力、决断意志、手腕和进取精神。他们无论取向如何，喜欢强势运作。
当太子党进入执政核心后，中国政治会有突破性改变。他们把共产党江山看作父辈留给自己的家庭财富。因此，对解决现有问题有责任心。但是他们政治突破的取向是左是右，还没有展现全貌。从利益上看，太子党会建立法西斯的专制，但从他们的经历、知识、思想和现有言行看，左右都有可能。
红卫兵身世的太子党将采取新的魄力和手腕运作政治，展开权力和理念的角逐，其政治能量从最近习近平访美可以窥见一斑。今年2月中旬太子党领军人物习近平按照计划访美。为顺利接位，习近平访美言行谨慎。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看，也许这种雍容大度是政治成熟和大器，但从开放社会竞争激烈的政治文化看，这是枯燥刻板。然而，在中文媒体中，习近平被吹嘘成魅力型的政治领袖，不仅夸大和渲染一些西方政治家的客气话，甚至以匿名捏造没有的溢美之词的评论。就个人表现看，习近平访美也许比胡锦涛好，但无法与朱镕基、江泽民和温家宝的表演相比。然而，这些中文媒体将他吹嘘成邓小平的成功。显然，这是有势力在私下操盘运作。
太子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意义在于，他们会彻底改变中共体制内政治博弈的规则，打破现有的官僚体制和维稳机制造成的政治束缚和僵局。
四、薄熙来被整肃与中国政治破局
2012年2月6日，中共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帮助，引发中国政坛轩然大波。经过一番起伏跌宕的演变，终于在薄熙来在“两会”结束后被免职而告一段落。这一事件预示着中国即将掀起大规模政治风潮；而政治风潮是威权体制下破局、启动转型的最有力的刺激因素。
1989年六四血腥屠杀和政治清洗以及其后建立的维稳机制，彻底消除街头政治风潮的组织条件。90年代，中国精英在反思89年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时，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尽管底层大众反抗腐败暴政的抗争早就在街头郊野展开，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方式越来越激烈，但因为精英自律，使得这些底层抗争不能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潮。
薄熙来“唱红打黑”不仅是采取警察国家“黑打”方式，而且在体制内以毛式运动方式动员公众支持。薄熙来被整肃，导致左派激烈反弹。这些喜爱毛式运动的左派，可能会采取街头抗议方式抗争。如果这种抗争与底层利益抗争的群体事件结合，将重启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的街头政治风潮。这种政治风潮在世界各地一直是认同普适价值的所谓右派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活动方式。薄熙来被处置后，左派沸腾的舆论确实在向着这个方向急速发展。当局在各敏感城市某些地段有针对性地加强警力部署，似乎透露出当局掌握某些这方面的具体信息。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薄熙来被罢黜是他在共产党内政治生涯的终结，但并不是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结束。他的被罢黜被视为为“唱红打黑”的理念而殉道，使他获得左派的政治领袖甚至精神领袖的象征地位。如果他在某个时刻在某地站出来，可以召集来自全国的支持者大规模街头行动。以薄熙来在过去展现出的魄力和性格看，他不会服输。只要有机会，他会做街头政治风潮的领袖的。
中国政治博弈正在突破邓小平为政治活动设置的架构，暴力维稳走到尽头。如果考虑到薄熙来的太子党背景和军队一些太子党对他的认同，他的潜在的政治动员能力会更大。
薄熙来主导中国政治破局会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在右翼阵营中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主流对薄熙来的厌恶而不愿意看到薄熙来的任何政治成就，支持中共当局对薄熙来和左派的镇压。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当前对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是权贵集团构成的维稳派。薄熙来挑战和冲击维稳派有打开体制的政治功效，为政治转型创造机会，应当鼓励和支持。
如果现在中国发生转型，左派已经形成阵营，有在重庆近年发展中形成的施政纲领和薄熙来事件中产生的政治领袖，但右派还没有做好准备。乌坎模式，即使不是权宜之计的作秀，也是还在探索中的一些做法，远远谈不上系统并且可行的施政纲领。这种左强右弱的民间政治势力分布格局对中国政治破局后的民间运动和政治风潮取向很不利。如果民间街头风暴中，左派占上风，会使得转型结局是建立法西斯的发展模式。“两会”期间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再次倡言政治改革，并且呼吁人民的支持，表明他感受到的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