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第二天，张德江就赶赴重庆，接替了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按照惯例，在地方党委一把手交接的时候，前后任的书记都应当到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与后任应当对前任给予一番赞扬和感谢。但是，薄熙来没有在重庆的干部会上露面，中组部长李源潮和张德江也没有赞扬和感谢薄熙来。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被留在北京接受审查了，他的妻子谷开来也与夫君同样待遇。
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兼任市委书记，接替薄熙来，很像1995年4月27日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空降北京兼任市委书记，接替陈希同。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陈希同同志是因他对北京市发生王宝森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是辞职而不是免职，似乎比现在对薄熙来的处理保留了更多的面子，但是，仅仅两个多月之后，“1995年7月4日，鉴于在调查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同志，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审查进行了三年，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前车可鉴，薄熙来危矣。他不仅进不了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而且有可能进牢房。很多网上“先知”已经大声疾呼，要防止心高气盛的薄熙来走高岗之路。
同样是在3月15日，曾经大肆吹捧薄熙来，创作《薄熙来之歌》，将薄熙来视为中共党内健康力量，甚至直接呼吁薄熙来当总书记挽救中共、挽救中国的一批毛派网站被关闭。这说明，中共最高当局，不仅仅是因为薄熙来对于王立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可能他本人有贪污腐败问题而把他拿下去，而且是从政治上否定了以“唱红打黑”为特色的薄熙来路线，或者说是回归文革、回归晚年毛泽东的“前三十年”路线。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两次提及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建国以来……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现在看来，他这样讲，否定“前三十年”路线，肯定“后三十年”路线，不仅是自己的个人意见，而且是表达了中国最高当局刚刚达成的新共识。
为什么刻意模仿毛泽东话语的薄熙来能够在短短四年中崛起，成为拥有纲领和群众的政治领袖？为什么吹捧薄熙来的毛派网站能够在严酷的网络环境中为所欲为，不断发展壮大？为什么“文革路线”已经对“邓三科”正统路线构成重大政治威胁？
第一个原因：薄熙来在重庆施政求新求变，与最高当局一味“维稳”、“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形成鲜明对照，为薄熙来赢得了人气。在当今中国，没有一种政治的博弈和碰撞，无法摆脱“勃列日涅夫停滞期”的困境。
第二个原因：中共宣传部门和情治部门在关闭、打压自由派网站的同时，纵容和暗中支持毛派网站，使一批对当局不满的分子别无发言渠道，只能聚集到毛派网站来，使毛派网站的名声越来越大。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薄熙来与毛派网站能够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其祸根正是温家宝一再申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76年四五运动到1979年民主墙运动，民间“非毛化”的大环境已经具备；从1979年理论务虚会到1980年“四千高干大讨论”，党内“非毛化”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在“四千高干大讨论”时，许多人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分开论述，反对说文革前17年没有路线错误，反对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强调“建国后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李维汉列举了毛泽东错误的十大方面：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夏衍用16个字概括毛的错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胡克实说，毛“出尔反尔”。李锐说，毛“翻云覆雨”。张爱萍说，毛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宋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方毅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然而，邓小平和陈云扼杀了党内外的“非毛化”运动，在《决议》中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过去三十年（尤其是后二十年）坚持进行“党化教育”，刻意隐瞒“大跃进—大饥荒”、隐瞒“文革”大灾难，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局面：大多数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并“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因而本能地反感“唱红打黑”；而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却把毛式“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当成了争取公平正义的武器。
所谓“打黑”的逻辑是这样的：只要实行市场化，财富和资源散落到民间，就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形成一批土豪、劣绅、黑社会；只有通过类似“土改”、“镇反”、“五反”这样的“打黑”运动，把财富和资源重新集中到政府手里，才能保证公平分配。
所谓“唱红”的逻辑是这样的：必须不断地推行“唱红歌”、“学雷锋”之类的道德运动，才能防止掌握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各级干部“变修”；只有通过高唱《东方红》、《薄熙来之歌》捧出人民的“大救星”，并把最高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或者薄熙来手中，才能以铁腕治党，管束和修理官员。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通过“打黑”把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并不难，而让一个不受舆论和选举约束的政府公平地对待城里人和乡下人、干部和群众却很难。通过“唱红”用舆论一律和个人崇拜的方法制造昔日“大救星”和近日“平西王”也不难，难的是如何保证他能够成为“明君”和“圣君”。当毛泽东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踌躇满志地“第一书记挂帅”搞经济的时候，一手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空前惨案与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化倒退和停滞。当晚年毛泽东让老婆和侄子掌握大权，无所顾忌地为身边年轻女子“开后门”上大学的时候，他又何“圣”之有？薄熙来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又岂能管好手下的官员？他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唱红打黑”来实现公平正义，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是，他们争取公平正义的愿望并没有错。解除了薄熙来的职务，关闭了几个毛派网站，并不意味着在争取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人民不觉悟，专政右派对于专政左派的打击，或许对于宪政民主事业并没有任何帮助。
争取公平正义，不能靠毛泽东或者薄熙来这样的专政头子，而要靠人民自己的觉醒、自己的奋起。只有通过公民的维权运动，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法治。只有争取公民的结社自由，成立工会、农会、教授会、律师会，才能维护公民的群体利益。只有争取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才能对政府的分配实行有效监督。梁启超在九十多年前就说过，只有通过对内的不定期的国民运动和定期的国民运动（即选举运动），中国人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进而对世界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