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对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海外有许多讨论。但在大陆，似乎未见到官方有任何论及这一事件的言论，社科各界，甚至历史学界都未见有重要的讨论。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人大会堂的红歌会，完完全全是文革红海洋形式的翻版。从历史上看，大陆的改革开放正是以否定文革为背景的，但从文革结束至今已四十年，为何中共当局对此仍讳莫如深呢？

答：文革刚结束时，大批共产党官员，包括邓小平本人，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说是噩梦实在不足以形容这场不敢说绝后，至少敢说空前的大惨剧。那时他们给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空前浩劫”。据中共官方给出的数字，是420 万人关押审查，172.8 万人非正常死亡，13.5 万人被以反革命罪枪决，23.7 万人武斗死亡，703万人致残。其实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披露过更惊人的数字，有120 万所谓地富子女被残杀，各类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约68 万3 千人。全国1 亿1 千300 万人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根据全国各地县志做的综合统计，有纪录的死亡人数达730 余万，而我们知道还有多少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本无法列入统计数字，超过纳粹屠杀犹太人。我们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有名有姓的300 万，一般估计在500‐600 万之间。但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区别，纳粹屠杀犹太人，是以异族为对象，而文革的死难者全是中国人，全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以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发动的、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这一点，他本人很清楚。据毛的爪牙戚本禹回忆，毛在请他们吃饭时，兴高采烈地举杯祝酒，祝酒词就是“祝贺全面内战”。所以如何对待这种弥天大罪，是对中华民族的致命考验，更是对中共的致命考验。

问：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是中共自己对文革的反省与总结。他们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分析这场动乱的原因时，似乎着力不多？

答：看中共对文革的反省和定性，不如说是看他们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因为真要以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分析文革就要触及共产制度本身了。这一点聪明的共产党首脑心知肚明。五十年代，在苏共揭露出斯大林大清洗的罪行时，毛本人就说过，斯大林的这种行为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邓本人也说过，文革这种事在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邓是中共里的明白人，他深知对文革的反思会动及根本，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文件前，邓明确指出，起草文件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毛泽东成绩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其二，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实际上是要起草者明白，错误谈多了就要触及根本制度了。所以他明确指出：“决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就已经给文革反思划定了底线，也就是明确中共的这一套，从意识形态到建政制度，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套的代名词，是要坚持和发展的。可血淋淋的事实，让真正反思文革的人不停地问，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当时郭罗基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谁之罪》，是讨论张志新之死的，他这是模仿赫尔岑的名著《谁之罪》，而赫的这部著作就指明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悲剧要到周围环境，也就是社会制度中找原因。有趣的是，赫尔岑的这部著作卷首语是这样一句话：“未查清的案件，听天由命，已查清结案的，全部归档”。赫尔岑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读者，对罪责不能装糊涂，更不能束之高阁，埋入灰尘。但邓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恰恰就是要尽快了结，今后不要再提，所谓宜粗不宜细，所谓“一切向前看”，就表明这种态度。可惜，以邓的聪明，竟没有看到文革这个脓疮不彻底挑破，国家民族永不能走向世界文明主流。看看大陆现在文革白痴如雨后毒蘑，遍地滋生，邓本人已成了这群人的攻击对象，恨不食肉寝皮，我想他也是九泉难安。

问：五月二日，人大会堂举行红歌会，有马晓力女士致信当局，历数这场红歌会对文革的歌颂，看来现在文革的那套思路和做法已渐渐浮上台面了？

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革这张皮恰恰附着在中共坚守的这套列宁式党国制度上。国内明眼人都感觉文革借尸还魂，其实这尸从未搬走过，其魂深入国民骨髓。我只讲一个事实，禁止反思文革的作品出版、流行绝非后来的事。早在1986 年，中宣部就已经发文“对专门论述文革史实的专著，未经严格审查，不得出版，各报纸、电台、刊物不得刊登，已发表的不得评论”。请注意，这是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虽说邓打压了胡耀邦，但一年之后的十三大，赵紫阳上台，中国的改革转型机遇正佳。紧跟着，1988 年12 月，中宣部又发文《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的若干规定》，基本上封堵了对文革研究的著作出版。相比较德国，研究希特勒、纳粹德国的著作之多不可计数，真可谓“汗牛充栋”，正是这种对纳粹运动的彻底清算、反思，使德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裕的国家，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这些年承担保卫欧洲文明的责任，真正是中流砥柱。而中国在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价值上基本没有进步。现在当局治国的思路更是囿于红卫兵模式，颟顸霸道，炫金耀富，世人为之侧目。你若有空，翻出文革时那些文宣材料，比照当下大陆宣传，一定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从文字、用词，到逻辑推断，几乎亦步亦趋。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还要在文革武库中找家伙，让人有种穿越感，这可如何是好？

问：你提到列宁式党国体制，好像你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才是文革的根源？能否再谈详细一点？

答：中国的文革发生在1966 年，但在历史上和它性质相近的社会政治运动已经发生过，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中共一贯标榜反西方，但可惜，它所反的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普世价值。而中共的思想资源，其实是彻头彻尾西方的，是苏俄列宁式党国体制的山寨版。应该承认，毛在建构体制方面缺乏创造力，中共的一套权力架构完全是苏联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纳粹制度倒是希特勒的独创，但它是魏玛共和国失败后的产物，它的严密性要逊于列宁式党国体制，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想象，有历史学家指出，尽管他们彼此仇恨，但再也找不出如此相象的敌人。正是这种党国体制才是文革这种大规模群体犯罪的土壤。

历史上，Dictateur，独裁官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种专门设置，为了应对突然事变，是非常时期的临时设置，最长不可超过六个月，独裁官被临时赋予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断权，他的权力超越现有法律，同时他的行为不受合法性审查，同时不可“告诉”，也就是有豁免特权。而这个设置到了列宁手中变成了维持政权的永恒方式。我们应该知道，对现存共产体制（严格说现在世界上大约只剩中共和北韩了）贡献最大，最有创造性的是列宁。他的一套夺权的战略策略思想最成功，也危害最大。前不久有材料报道普京批列宁，这说明俄国的体制是真变了（我们不讨论他究竟变成了什么），列宁把共产政权的本质说的极清楚：“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故障制约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好，我们应该记得，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文革的深入思考必然会触及到共产政权赖以树立的基本理论。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有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1）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2）权力斗争必然是制造出一群党内敌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称做反对派，在毛的文革中称做路线斗争。3）一套由独裁者本人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统，它监视权力斗争的动向，收买告密者；4）一套以“宇宙真理”和谎言构成的意识形态，通过它来贯彻独裁者的意志；5）以暴力为依托的洗脑系统，通过它培植一群愚民，他们实际上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充当打手。所谓昏迷状态即是说这群人不具有理性所要求的自我意识，他们由独裁者的意志所操纵，激发出人性中的邪恶来毁灭他人从而也毁灭自己。所以反思文革必然要对这些要素逐条清理。中共在文革结束后，也做过所谓“清理三种人”，但大多数不了了之，因为你很难在审判艾希曼的同时，给希特勒修纪念堂，所以文革中的罪行几乎没有得到清算。有人提宽恕问题。图图大主教确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这个宽恕是在厘清罪责，认罪忏悔的情况下的仁慈。没有清算就没有宽恕。

所以从历史和中华民族未来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意味着中国人从列宁式党国体制中脱胎换骨，重归人类文明发展正道，使中国人成为自尊、自立、自由的真正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大陆当局似未加考虑，进来甚至又见到“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这种提法，可见反思文革对中共而言实在强其所难，因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只能是个人理智良心的行为。我们也确是看到许多仁人智士，单枪匹马在勇敢地进行着这个工作，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