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停泊在长江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当时，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过是一块“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并没有把这块弹丸之地放在心上，不会想到有一天它将变成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金融贸易中心，当然更不会想到它将为许多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灵感。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这里居住、工作了十二年之后（1874年），创办了一份《循环日报》，不断发表评论，呼吁变革维新。正是香港给他的启示和机会，使他产生了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办媒体的举动，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成功第一家中文报纸。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的新时代，并在思想上影响过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主张革命的孙中山。
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三十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开篇即说：“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他还进一步说，自己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是香港，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五十英里的故乡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他们要从制度入手改变自己的祖国。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他们头脑中新思想的萌芽都与香港有关。在孙中山发起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包括杨衢云，谢瓒泰等重要成员则都是香港人。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香港成为康有为流亡的第一站。1900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凭借的就是香港提供的空间。在这个报纸上，曾经的改良派章太炎首次发表主张革命的文章。众所周知，包括著名的黄花冈起义在内，在清朝垮台前的多次革命举动都是以香港作为根据地的。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年轻时曾在广东当差，往来于香港，他自述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惊讶于满山的灯火，那时的香港虽然马路只有三条：上环、中环、下环，但已是内地所难得一见的街市，何况有了上山的吊车，更难得的是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他女儿荣漱仁在《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中说，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他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见埠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何不自己来办。他和哥哥荣宗敬一拍即合，当年就集资在家乡无锡创办第一家面粉厂。多年以后，荣家的企业蒸蒸日上，在面粉、纺织两个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就是他创办近代工业的一个触点。
香港，再也没有人把它看作“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名动中国企业史的荣德生……这些不同领域改变了中国、影响历史至深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获得最初的灵感，仅仅凭这一点，或许香港也足以一直骄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