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纪念“二二八”有何深意？全世界为什么应该担忧“天朝主义”？
台湾《风传媒》发表主笔室文章《台湾的转型正义 VS.北京的英烈千秋》，指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不够，要一个抗战各自表述，一个抗战各自表述不够，还要一个二二八各自表述”。文章认为，二二八当然有共产党的角色，但作用到底有多大？民进党为了否定蒋介石（或国民党），而刻意遗忘这个事实，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同样的，放大了共产党的角色，而忽略了陈仪等接收官员乱纪扰民之不得民心，军队肆后镇压的滥伤无辜，也不是历史的真相。还有，最重要的，即使在二二八当中扮演角色的台湾共产党（地下党）人们，他们追求的到底是”祖国统一”？”台湾独立”？或者仅仅是最单纯”台人自治”的渴望？
文章说，北京纪念二二八，台湾不必戒惧，那终究已是”历史”，而真相总有多面向。就像彼岸因为向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为胡适（民国）翻案，若北京因为纪念二二八而体会台湾人追求”民主自治”一以贯之的渴望，欢迎！至于忽视民主自由而强求统一之国族压力，那么国民党在转型正义上付不完的代价，正可为殷监。
香港何以需要中伤法庭罪？
香港《端传媒》发表法律学者戴耀廷文章《香港需要中伤法庭罪，阻吓谩骂法官者吗？》，认为应否保留中伤法庭罪，不同法制的着重点分别，在于是要让言论自由有更强保障，还是要对司法权威提供充份保障。不同地方，言论自由与司法权威之间的平衡点不是一样的，甚至在同一地方，因应社会的发展，平衡点也可以不同。大部分普通法地区，都是朝向更多保障言论自由的方向发展，故大体的法律改革方向，是取消中伤法庭罪或减低中伤法庭罪的实际应用。
戴耀廷说，香港”回归”后，要维护司法权威的需要，在香港变得比以前重要。或许保留中伤法庭罪未必能直接提升司法权威，但应有象征性意义，给公众明白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性。但是，即使保留中伤法庭罪，他也不赞成随便提出起诉， 相关言论或行为必须对司法权威构成了真实存在的威胁，才适合提出检控。
比不是市场经济更糟糕的中国经济
香港时事评论家练乙铮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不仅不是市场经济，还更糟糕》认为，过度控制、干预主义、货币操纵–不，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但更糟糕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系统地渗透到了中国正在增长中的私营部门，已经在超过一半的非国有企业中开展活动；它可以操纵甚至控制这些公司，特别是大型企业，一些外国公司也不例外。现代中国经济是党-企业联合集团式的经济。
练乙铮说，问题不只在于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政府不允许经济足够自由地运行。它的构造本身，就是为服务于中共经济与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设计的，并且一再地据此重新设计。这种党和公司的复杂结合只会进一步扩张，因为大部分国有企业–旧经济中效率低下的残余部分–正被快速发展的私营部门所取代。
中国如何统治世界？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中国会不会统治世界》，作者曾昭明认为，中国版本的”大国崛起”，意义就不仅是各种霸权转移论认定的取代美国，也不仅是要在既有的国际体系下成为领导其他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国际强权。依循天朝式崛起的内在逻辑，华夏版的大国崛起，所要求的是彻底消融以人民主权的民族国家为构成单位的现代国际体系，按照儒教天下帝国的帝国传统，按照”宗主-藩属”关系的古典帝国模式，按照中国权贵集团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形象，以”普世性的、政教合一的王权主义”来再造世界秩序。
作者引述学者观点说，天朝主义左派的”南南合作”话语，经由将中国市场、中国投资与反美帝、去殖民串连起来，的确成功地遮蔽了这种”中华型殖民主义”的历史现场。中国的国家作为是确实会被经济构造和动能所制约和引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国家权力的运作逻辑直接化约到资本权力的运作逻辑。在中国当代的天朝主义话语下，中国是否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已经变成衡量中南海的统治正当性的唯一尺度，甚而形成凝聚社会核心的终极性历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