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谭耀宗被踢爆特瘜特割后，另一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镔又被揭特B特生，「要求千亿新抱贴身服务，付出只是每日$100」。无论谭耀宗的道歉，还是陈恒镔的辩解，是否为公众所接纳，不能不引起港人警觉的是，从上届特首、官员到现职特首、官员、议员，滥用权力问题已不是个别事件，特权病毒在香港扩散又快又广，如得不到遏制，恐怕要演变成中国式的制度性腐败。
制度无能 市民无奈
可圈可点的是，前立法会议员詹培忠昨日宣布参与9月立法会选举，声称是为了追究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5,000万元酬金，「泛民主派议员无能，建制派议员无奈情形下，我期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喺立法会促进各界公平对待有关事实」。其实，詹培忠的一番说话还道出一个问题，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巨款，既凸显特权病毒在香港扩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又凸显香港原有对官员、议员的制衡、约束机制开始崩溃。
如果回望前特首曾荫权被起诉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被控贪污判囚七年半，回望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未被起诉的公款宴请超支事件，回望唐英年、梁振英的僭建问题，回望陈茂波囤地问题，再加上梁振英女儿特事特办的行李门事件，岂能不慨叹：制度无能、市民无奈！
香港曾引以为傲的廉政制度已开始褪色。如果说，廉政公署的成立扑灭了以贪污受贿为主要症状的第一代权力病毒，那么，以滥用权力为自己、为家人谋求便利和利益为主要症状的第二代权力病毒，已开始在香港扩散。一方面，香港的半吊子民主选举、小圈子选举，对获选议员、特首的约束力越来越薄弱，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性腐败、无官不贪的政治病毒，早已入侵香港，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蚕食日益严重。
中共口说要学习香港的廉政制度，行动上则是放任贪污病毒入侵香港。一是腐蚀。中共向亲共人士颁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红色顶戴，让他们在出入境时、在中国活动时，无论是否履行职务都享有特权，由此养成他们特事特办的习惯，回到香港时也得意忘形。梁振英家的行李门事件，相比于中国官员可以责令航班延迟起飞以等候官员或名人，已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没有内疚、没有悔意。
监督失效 礼崩乐坏
二是共享。香港的官员、议员去中国时享有特殊礼遇，而中国官员来港时也同样享有特殊礼遇，汤显明与中联办官员的酬酢也是在礼尚往来的名义下进行。这种跨越中港的共享特权，也最易回避两地反贪机构的调查。廉署不可能因汤显明问题去要求中联办官员协助调查，而中纪委要查中联办或其他涉港官员的贪腐问题，也难以把手伸到香港。这个时候，一国两制才是有效的。
三是包庇。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巨款，不向廉政公署交代，反而向中联办交代，张晓明一句「一早知道」，就可以号令亲共议员保梁振英免受立法会追究，甚至免于廉署追查。因此，梁振英当选特首后「谢票」的第一站就是西环，众多问责官员、亲共议员只重北京、西环指示，视民意如浮云。
中共权贵家族一边在港挑选、扶植其利益代言人，一边阻挠香港特首、立法会的普选，以强化其代言人地位和特权思维，结果加速中国特权病毒入侵香港。如果立法会由亲共人士占据三分之二多数而连引导舆论监督的功用都失去，如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防线再被攻破，香港礼崩乐坏就无法阻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