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年前去了一趟印度之后，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不仅由于水土不服，更因为印度的脏、乱、差，尤其是底层人民的贫困景况让人抑郁窒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敲着你的车窗哀求，抱着小娃娃的少女可怜巴巴地跟在你身后乞讨，不给，心里难过，给了，几十、上百人的乞丐大军会蜂拥而至；这种无力、无助、无奈的感觉令人十分尴尬。
另一方面，印度文明博大精深，玄奥神奇，历史源远流长，文献浩如烟海，让人生畏，望而却步。如果没有点研究，印度之行往往只是走马观花，如坠云雾之中，不得其解。
上月，因为工作关系，不得已又去了一趟印度。
这次事先读了一些书，做了一些功课；同时，决定办完正事后在印度周游10天，以便对这个亚洲第一民主大国多一点了解。事后证明，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此行的确不虚。
此次有幸结识了一位印度政治家，他的名字叫马尼·艾亚尔(Mani Aiyar)曾是一名高级外交官和政府内阁部长。在聊天中，他谈到中国的人均GDP虽然比印度高出4倍，但是印度的自由度却比中国高4倍，因为印度人拥有独立的司法和独立的新闻媒体，尤其印度人享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出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如果对现任领导人不满，可以用选票来表达。
艾亚尔的说法很新颖，不过目前没有人对此进行量化分析来加以证实。从我自己的学习，以及在印度长达2000多公里驾车周游的观察中，感到印度人的确比中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下面将我在印度的一些观察写下来和读者分享。
从表面上看，印度似乎一片混乱，就像他们的街道和公路一样：动物、行人，人力车、牛车、骆驼车、摩托车、三轮蹦蹦车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机动车混杂在一起，人声鼎沸，喇叭声此起彼伏，路况千变万化，险象丛生，令外人捏一把冷汗。然而在这个混乱局面的深层似乎有着某种平静、有序的社会制衡机制，让人们屡屡化险为夷，和睦相处，从而维持这个极多元社会的长期稳定。
在印度半个月的行程中，我只看到一次交通事故：一位开摩托车的老人从车上摔下来。这也许是凑巧，也许是对混乱有序印度的一个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我在印度数十个城镇中未看到一个恶城管。
在印度首都德里逗留期间，我恰好住在该市中部一个名为格罗尔巴格( Karol Bagh)的地区。这是印度最大、最有名的购物区之一。其中尤以阿几麦汗（Ajmal Khan Road）大街，雅利安社（Arya Samaj Road）大街和卡法尔市场(Ghaffar Market)最为热闹，这些购物街长达数公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我对购物没有兴趣，所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街道和市场闲逛了两天，观察和体验印度的民情、民风。有意思的是，我没有看到一起买卖双方打架扯皮的事件，也没看到一个凶神恶煞、耀武扬威的恶城管。为数不多的城管只是站在十字路口上维持交通而已。
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命名的拉吉夫广场（Rajiv Chowk）是印度首都中心高档商务和购物中心。这是英国殖民地时期修建的豪华商务区，以前叫做康诺特广场。这是一个圆形的大广场，有8条大道通向广场，西方的许多名牌商店、印度本地的珠宝店，以及各邦政府经营的商店应有尽有，各种物品一应俱全，类似北京的王府井。不过，在豪华商店的走廊上也有不少摆地摊卖廉价货物的小贩。
我在凡·休森 (VAN HEUSEN)商店门前采访了两名摆地摊的小贩。他们的英文不好，但可以作简单交流。我问了4个问题：哪儿的人？在此地摆摊是否需要执照？是否被城管或警察欺负过？是否缴税？二人来自印度北部一个比较贫困的邦，他们对后边3个问题回答都是否定的。
离拉吉夫广场不远的地方是印度政府所在地。印度总统府、胜利广场、国会、印度门，国家体育场等建筑楚楚有致地坐落宽阔的国王大道（Rajpath）两旁。这条大道是印度首都的礼仪大道，大道两侧为优美的草坪、树木及池塘，完全可以和美国华盛顿的国家草坪比美。但是国王大道树林深处，可以看到一家家的穷人在那里安营扎寨，居家过日子，不时有阵阵炊烟从中冒出。
我专门就此请教了一位印度的资深律师。他说其实有关法律都存在，一是人太多，法不责众；二是此类法律不宜严格执行，因为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警察常常睁只眼闭只眼。近年来，虽然政府的反恐活动加强了这方面的监管，但总体还是宽松的。
他这个说法或许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知道，阿拉伯之春就是突尼斯街头地摊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集集（Mohamed Bouazizi）之死而引发的。布瓦集集被城管暴力执法，百般欺侮而又投诉无门，绝望之中在政府大楼前自焚死亡，引发众怒，促成突尼斯人民推翻独裁政权，并引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相比印度，中共的恶城管多年来欺压底层劳动人民不遗余力，他们像土匪和黑社会一样，动辄对街头商贩处以罚款、没收物品、打砸摊位、甚至暴打致死摊贩，成为最不受欢迎的公务员。臭名昭著的有陕西延安城管“踩头”事件，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贩事件，苏州城管暴打孕妇导致流产事件，小贩夏俊峰被殴杀人事件等。有人将城管暴力执法归咎于城管个人素质低，但从曝光的中共《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来看，暴力执法的城管都是严格按上级要求培训出来的，更是深受从上到下弥漫全国暴戾之气的影响。不给底层老百姓留生路，用恶城管施暴打压他们，迟早要犯众怒，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我在印度其他城市和乡镇上也没有看到像中共城管一样的印度恶城管。
虽然印度的经济目前不如中国发达，但政府对人民还是仁慈的。这一点可以从经济数据得到证明。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年监（World Factbook）资料，印度政府2015年通过税收拿走人民的财富大约2360亿美金，仅占其全国GDP总值的10%，而中共同期收刮的民脂民膏达24,260亿美元，占其全国GDP总值的21%，这些钱大部分被用于维稳、军费或被挥霍浪费了。中印人口相当，然而中共从人民口袋里拿走的钱要比印度多10倍，中共的军费开支比印度多3倍；这说明印度政府更注重藏富于民，而不是府库。
这次印度行，我也直接见证了印度新闻媒体的自由。
公民力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举行青年族群领袖会议，邀请了“世界维吾尔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参加，但随后印度政府取消了签发给多里坤的电子入境签证。印度大大小小的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跟踪报道，主要媒体及其评论员对莫迪政府这一做法进行了强烈批评，也有媒体替政府说话，支持政府立场；电视、报纸、期刊百家争鸣，见仁见智，热闹非凡。
资料显示，印度拥有94000多家注册报纸，全部为民营，每天用100多种语言发行。我在印度期间，每天都会找几份当地报纸看看，也会在网络上浏览印度新闻。虽然美国“自由之家”批评印度政府干涉新闻自由，包括向一些印度新闻工作者施压，用极端分子、刑事罪犯等罪名起诉他们，有的还遭到警察的暴力袭击，而一些印度媒体的独立性也被质疑，但我的观察是，与西方成熟民主国家比较，印度的新闻自由的确有差距；若跟中国大陆比较，印度的新闻自由要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印度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敢于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问责、监督、制衡政府、主持社会正义的主要机制之一。
其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印度的独立司法体系保障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印度的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到65岁退休，政府无权解雇。而总统则由国会及各邦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的议员选出，每届任期5年。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印度司法的独立性。像中共宪法一样，印度宪法也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新闻自由。不同的是，印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核肯定和落实了人民的这一权利，而不是像中共宪法的一纸空文。
譬如，1985年印度最高法院就在印度快报诉印度联邦共和国（Indian Express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中裁决指出，媒体在民主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法院有责任维护新闻自由，判处限制新闻自由的所有法律和行政行为无效，确保人民有权自由获得所有信息、自由出版和自由发行报刊书籍。正是印度高法的这类判决使得媒体基本没有禁区，能畅所欲言，让人民了解事实真相，监督政治运作，同时让政府决策者了解民意，制定明智与合理的政策。
印度最高法院也通过司法审查和案例，秉公执法，保证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使得国大党搞一党独大、把国家变成一党私产的企图未能得逞，而且也防止了国会通过立法来剥夺或削弱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共的宣传机器常常声称中国人民素质不行，因此不能搞民主选举。印度的实践证明，国民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准并不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印度人做得到，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到呢？
还有人称，民主制度导致了印度经济发展比中国缓慢。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印度经济发展稍慢恰恰是印度不能摆脱国大党执政多年来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包括消除对重要行业实行国有化、实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等政策，以及一党独大带来的腐败造成的恶果。当然，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独立司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权，让印度政府不能像中共政府那样强行征地和暴力拆迁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没有高速度发展，印度的环境远没有像中国破坏得那样厉害。
印度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中国，发展空间巨大。我近年每次去印度都看到十分显著的变化。上周，莫迪总理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重要讲话，表明在大国外交上开始放弃倚重俄国的路线，朝西方民主国家靠拢。我认为这一转向会导致印度经济起飞，使其崛起只是时间问题。
中印之争很像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印度是龟，爬得慢，但平稳；中国是兔，恃财倨傲，没有定力，身患绝症，又讳疾忌医。因此，除非中共改弦易辙，走民主宪政之路，最后的赢家恐怕非印度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