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用户的对话、通信，当局的监控已是无所不至、无所不用其极。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1月19日在浙江乌镇开幕，来自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参会嘉宾中，原3721公司创始人、“流氓软件之父”周鸿祎沐猴而冠赫然在座，堂而皇之地为“网络安全”献计献策。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周鸿祎已经完成了360度的转身，摇身一变成为着名网络安全软件公司奇虎的老板，正在为党的网络安全事业殚精竭虑。
但是党要的“网络安全”并不是这个。与普通用户对网络安全的认知不同，当局眼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是给互联网大会的贺电中提到的：“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确如其所言，互联网的发展就是国家的不安全，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就是党最大的敌人，形势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的程度。
这个“断然措施”就是网络戒严，把当局的网络治理合法化和常态化。一直以来，当局普遍采用网络屏蔽、“有害信息”清除、用户信息窃取等“网络安全”手段，虽然在极权统治之下畅行无阻，但也承担着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压力。网警、五毛被看作伤天害理的职业，百度、新浪等的举报、删除和屏蔽，也被当成毫无疑问的流氓无耻行为。把这些治理手段上升为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意志、全世界通行的规则，是这次互联网大会重要的政治任务。
伤天害理、流氓无耻这两个词，似乎还不足以概括“网络安全”的全部。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人权的重要范畴；而当局对此的践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于互联网用户发布的言论，作出先于司法的判决，进而对发布者实施迫害和打击，在这个奇葩国家司空见惯。对于网络用户的对话、通信，当局的监控也是无所不至、无所不用其极。
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则表现为赤裸裸的犯罪。通常，警方先针对一个用户发表的“有害言论”展开调查，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肆意窃取用户信息；定位用户之后，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限制其人身自由，未经任何合法程序搜查和扣押其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物品，展开审讯和调查取证；最后，依据从这些物品中发现的“罪证”，决定对用户的进一步打击方式，“取保候审”或刑拘、逮捕、判刑。这已经成为基本的执法流程，也有众多的异议者、抗争者因此被迫害。任何一个有着基本认知的人都能判断并得出结论：这是典型的先定罪、后取证。在民主法治国家，不仅这样的证据在法庭上无效，而且实施这种行为的警察，将面临妨碍司法公正、滥用职权等指控和民事赔偿诉讼，身败名裂。
网络用户的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成为一句空话。当局声称的“网络安全”，也绝不是互联网用户的权利和信息安全，而是通过制订各种侵犯人权的规则，将“办案”过程中的犯罪行为合法化。这样，当局的暴力机器，就能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网络用户，同时避免法律上的风险，扭转国内外道义上的不利，也为自己的行为在极权崩溃后开启了一个脱罪的后门。
“首届”、“世界”的名头听起来尽管响亮，其实只不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对罪恶熟视无睹的订单婊或无耻政客，集中到一起研究犯罪行为合法化的群魔蜂会。在为极权背书的同时，它们想要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还有互联网的未来。只可惜，互联网并不掌控在若干小丑的手中；而且的确，它就是极权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