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中，我们连线住在北京的著名学者江棋生先生，谈谈他在文革中个人经历，和50年后对文革运动的反思与分析。
法广：从您的简历中可以了解：在1966年的6月，您那是刚好在江苏的常熟县中读完高三。文革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后，作为中学生，您也被卷进这场政治运动，之后又上山下乡，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才考入北京航空学院。请您回顾一下当时文革的情况。
江棋生：66年文革起来是5-6月份，那时候，按正常情况我们正在复习准备高考，高考应该是在66年7月1日在苏州举行。但文革一起来就把这一切都打乱了；当时的我，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学生，对于毛泽东和所谓党中央搞得文革不可能去怀疑，不可能去抵触，而的确是很拥护的，也很快地积极投身进去，批这个批那个，批帝修反，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老师中的牛鬼蛇神。这些东西我也是亲身经历，这也是事实。
文革后来发展到67年1月以后，学校里也没多大事了，学校里的学生组织就跟社会上的工人组织，机关干部的组织串在一起，开始介入到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到了67年的5-6月份，就变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成了两大派，开始是文斗，到了8月份就变成武斗。到了68年3月份，两大派把枪棍交了，成立了所谓“革命委员会”。学生又回到校园里，但也不是正经的念书，而是由军宣队工宣队带的。到了10月份就被统统一刀切地弄到乡下去，大家都插队落户当农民了。
就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些有别于别人的地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高三的学生，同时是常熟县中的学生会主席。当时学校里派进四清工作队，文革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走，摇身一变成为文革工作组。批什么“三家村”啊，吴晗啊，匡亚明啊，我也是比较积极的。说实话，是全身心地投入了文革，但后来出了一点什么问题呢？是他们要把我们学校的校长庞学渊搞成“四类干部”，工作组肯定是很左的了，他们找我谈话说：现在要把对走资派的斗争力度加大，这个庞学渊就是“四类干部”。我跟他们说：我怎么觉得他像三类干部呢？“三类”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还不是第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工作组跟我也很严肃，说：你怎么这么跟我们不保持一致呢？你应该相信我们组织。我这个人性格也有点拧，我说：我就是看事实，根据我看到的事实，这个人还不是坏人。第一次谈不拢，第二次谈不拢，第三次就崩了。我在这个问题上还多多少少有点实事求是吧，稍微理性客观一点。就因为这件事，也把我搞成和走资派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小右派”，从68年8月到11月，我个人也基本上处于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的状态。另外，由于我是高三的学生，文革期间基本都是文斗，不会去打老师打走资派，这和那些初中小同学有区别。
法广：除了当地文革以外，对于整个国家的文革运动进程，你当时有没有什么看法？
江棋生：文革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文革起来以后，我们当然关注“两报一刊”了，这是军宣队工宣队都要组织大家学的，我们也挺当一回事的，所谓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啊，所谓的“16条”啊，等等。还有就是文革起来后，好多从北京南京流过来的传单，我们也是很当回事儿的。实际上，我们县城里的文革和全国的文革是紧紧裹在一起的。差别是我们更难了解信息的真伪度，更难把握：到底上头要搞点什么？这个差距是有的，因为你根本搞不明白。
现在对我们来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是大白于天下。但当时拿我们在县城的情况，拿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情况，又加上多年的洗脑，所以的确是仅仅想要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想要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但却搞不清楚。常熟和各地一样也分成两大派，各自都以为自己跟毛泽东最贴心，以为自己真正领悟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派掐的不得了，文斗武斗搞得你死我活，其中有的人还丧命了，有些人伤残了。
法广：那么到什么时候您开始对文革有些怀疑？
江棋生：对文革的怀疑，恐怕要到下乡以后。下乡以后，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基本被边缘化了，进行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去种地。当然农村也有一些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清除516”，“一打三反”等等，但都不是知识青年唱主角了。
知青慢慢地在自己的生活中，特别是通过林彪事件才开始对文革和毛泽东产生疑问。林彪出事这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当时我就和同学们议论：真是没想到！林彪被捧的那么高，被毛泽东精心挑选又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最后居然是这么个东西！我跟要好的同学就说：看来毛泽东的眼光也比较差劲，选刘少奇选错了，选林彪也选错了。这个人的眼光看来有问题，绝对不是洞察一切。由此又牵扯到对这个人被神化的其他方面的质疑。另外农村的现实生活，所谓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回城也好，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也好等等的不公正不公平，慢慢地促使我们有一定的觉醒和一定的反思。
法广：50年后的今天，您有什么想法？
江棋生：50年后，在这漫长的时间中，经过思考和有心收集一些基本史实以后，我想我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要比以前清楚多了，当然还有待于深化，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文革的定性问题，中共也否定文革，他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文革期间，毛泽东要利用江青林彪，江青林彪等人也要利用毛泽东，他们之间有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但，主要是毛泽东利用他们，而不是毛泽东被利用。所以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提到我对文革的定性问题，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并精心利用林彪江青和其他各色助纣为虐者，将集权统治推向极致，从而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
我比较肯定，我这样的定义比官方的定义，要符合历史的真相。此外，我就此还思考了：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对这两个问题，我也有所思考。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不发动不行？根据我现在看到的史料，是这样的：真正他要发动文革的念头还是在大饥荒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是最高统治者，但是他由于瞎搞搞砸了，他开始感觉到各级官僚听命于他的程度在下降，他也比较清楚，他开始被有限架空。尤其是在62年1月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居然破天荒地跟他唱反调，唱了以后，不仅当时的与会者没有与刘划清界限，就是会后，也比较认同刘的相对务实的经济政策主张。这一来，毛泽东就萌生了要搞文革，要拿下刘少奇。虽然他清楚，刘少奇绝不敢公然篡权把他赶下台，但对他的治国理念的有限修正和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威望的提升，都是毛泽东决不能容忍的。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不用传统方式呢？我想，他有担心：他用传统方式搬倒刘少奇一大批人会有后患。第二，毛这个人是一心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要赢得和超过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这也是促使他采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非常手段，来搞文革的一个动因。根据这样的思考，我想毛泽东是需要发动这样一场文革。
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成功地发动了文革呢？光是想发动还不行，他为什么成了呢？我认为理由主要有四个：
第一， 由于大搞个人迷信，毛这个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第二， 第二，经过他的运作，从中共18届10中全会的一系列运作，毛要给刘少奇等人扣上帽子，难度已经不大了。他只要说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及其同事和战友就很容易变成敌人和坏人。
第三， 也不是不重要，就是文革发动的前夕，毛很有心计很有步骤地先后取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首肯。这两个首肯缺一不可，否则他根本发动不了。
第四， 毛当然也清楚：当时集权制度下的各级官僚体制在不同程度上被民众所怨恨，他能够煽得起人来。
这样的四个理由保证毛泽东把文革发动起来了。
法广：现在文革话题仍然是媒体的禁忌，但近几年又出现文革回潮的迹象，您怎么看？
江棋生：文革是毛泽东带头，由统治集团搞得的一个重大灾难的浩劫。这是共产党的老毛病了：凡是他们干的坏事丑事，他们总是不敢正视的。49年以后的多少事，他们都是能回避就尽量回避，能不说就尽量不说。文革50周年，人民日报勉强地弄了个社论，其他地方其他媒体，能不提就不提。其实，文革如果能够正视，能够正视极权体制犯下的这样一场大灾难，对中国是很有好处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文革这件事就拿下来撂在旁边。他们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是很不够很不够的。根本没有在制度上看到：只有在极权统治下，才有可能发生文革这样的事。他们是没有心思也没有想法要改变他们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说搞第二次文革，新一轮文革的话，我觉得不靠谱，但是文革那些东西，发生文革背后的那些根本原因，今后还会出现类似文革的东西，会冒头，这个是客观现实。我三月份的文章也提到这个事情。
习近平这个人，当时很有想法，有些文章说他想搞第二次文革了，新一轮文革已经不可避免了，我其实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习近平他是要在后极权的新常态下，尽可能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发动第二次文革，把邓小平大人搞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若干问题决议扔到太平洋里，习近平没有必要也不敢这么做。习近平和胡锦涛有点区别，胡锦涛苟安自保，击鼓传花，差不多没事传下去就可以。习近平则是有心要玩出一些气象和名堂出来，再把一党专政制度往下传。他是坚决反对宪政，坚持专政，而不是再搞文革。而且，所谓“十日文革”的评论在逻辑上也站不住的，真要搞也不能这么瞎来，十天就完蛋了。
再说了，习近平上位三年来，至今连“核心”还没有当上，他有什么资格，独断地发动文革呢？对文革再来，我并不担心，但是文革所依附的这个极权制度，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他们是要维护下去的。这个制度不是真正地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是随意地侵犯和践踏人权。他们要维护的就是这样的政权。
法广：文革如此奇特，一个执政党靠蒙蔽人民来进行党内斗争，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如果不能谈文革，今后的中国历史怎么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