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识」原本是一桩和平美事
自从马政府将「九二共识」视为两岸事务和经贸协商主要战略以来，在台湾国内产生了许多纷扰的杂音与抗议，在2014年产生了太阳花运动等大规模社会抗议行动，甚至间接造成了国民党近八年来大大小小选举中挫败和溃散。为什麽这个维持了至少八年的两岸默契，会在一夕之间崩溃，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九二共识」原来指的是1992年由政府所授权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与对岸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在香港会谈中口头上未成文的默契。在台湾没有国格和国际身分的阶段，也经常由辜振甫等财团代表，以企业家长身分「非正式地」代表台湾总统，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中为台湾企业和政府争取权益。2000年总统大选第一次政党轮替前夕，时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起彙整历史会谈结果，名之曰「九二共识」，宣称内容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呼吁用以重建两岸互信，恢复两会机制。2005年成为党主席连战破冰登陆之旅的主要献礼，成为国共共识，而在2008年蓝营重新执政后，正式成为国家政策，乃马政府执政时期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换言之，这个二十一世纪转交两岸政府的「政治默契／共识」，用来策略性地模糊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刚性条文，以在两岸和平与经贸往来中「创造模糊的、可诠释性的、可行动的空间」，本来是一桩美事，为何最终转变成一场国内混战残局?! 甚至，让好不容易跨出一大步的两岸经贸倏地退回封闭停滞状况?!
这种情景就好比说，上一个世纪几个帝国主义流氓，突然鸭霸闯入第三世界国族，造成了一个千年大家族分裂成两国。而这两个已断绝关系了将近七十年的兄弟想重新和好，但一开始不知道该说些甚麽话。于是，有人从中穿针引线，编织了「九二共识」这种美丽的藉口，让两位兄弟可开始对话、贸易、通婚和社会往来。这是好事，且是全球化年代中敦亲睦邻的好事，但为何一桩好事却搞成了一场无法收拾的混战与口水呢 ?
笔者认为，一桩美事转为残局，有几个关键性的原因，值得反省。
一、为何「九二共识」无法成为民意共识?
「九二共识」其实本来并没有共识，它是一个会谈之后的后设说法。当时的会议是两边各说各话。背后最大的差异，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后，岛国人民胼手胝足建立了一个「（不被联合国承认而呈现地下化的）新国家」，意欲挣脱一个中国原则的束缚。2008年马政府执政之后，却经由两岸领导人的确认，重新建立关于一个中国的「共识」，这是两边在新时代中「领导人的新共识」。这样的决策模式在中国一党独大状态下可行，但在台湾这已政党正常轮替和民主选举的条件中，那些没有经过民间讨论和国会同意的对外政治承诺，在政治上便难以在内部获得支持。问题在这裡。尤其是，当中国在经改三十年后以经济强势崛起，如果大量开放通商贸易，绝对是件牵涉庞大经济利益的事，政治加经济的利益牵扯，就无法只在领导人共识基础上开展双边关系。马政府显然在这件事情的决策上，过度轻忽了新时代的共识形成需求。从领导人的共识，到民意共识，一直到公共政策的成形，它需要一个民主时代合理的决策程序，以取得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二、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太重，未及时处理和转型，伤害了政治正当性。
其次，这个「领导人共识」在台湾难以顺利运作，有很大原因来自于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包袱。戒严四十年所留下未解的人权问题和党产问题很多，国民党没有及时做好转型的处理。他自己从一个反共的极右派政权，突然左转变成一个亲共政权，在政治上没有转型的交代，在公共领域中缺乏说服力。更不必说，想在两岸贸易和平之中取得「两岸话语权（两岸论述）」的主导权。因为这个政党转型做得不够，所以没有取得民间的信任，也因此缺乏政治正当性和代表性。再者，对国民党内部来说，则是不同派系在两岸问题的主导权之争，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造成了派系和世代乱斗的情况，自己人互相踩脚。无论如何，对众多的台湾人而言，民间普遍有一种集体情绪是，国民党还没有处理好过去做错的事情，人权问题还没解决，转型正义还没做好，就要突然跳过这个历史阶段和政治议程，又要垄断两岸通商的经济利益，怎麽好康都你拿走，台湾人却都在付出代价? 笔者认为，如果国民党可以趁这次的教训，彻底转型，危机变转机，说不定这是一个代价很高却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关键性契机。
三、两岸的政治协商和经贸谈判，是过度黑箱作业，还是冷战侷限?
如同太阳花运动所指出，两岸经贸的协商有过度「黑箱作业」的问题。但这样的批评，仔细想来也不完全是对的。主要是两岸关系经历了时间相当长久的冷热战，一开始的互动不只是黑箱，甚至是领导者私下派遣密使来执行沟通任务。事实上，两岸关系的协商，是一连串长期互相学习和进步演化的成果。如果真要检讨问题，应该提问，为什麽台湾国内对于两岸互动和协商，都还停留在敌我意识的框架中?都已经民国几年了，我们还在意识形态、标籤和立场这种抽象又模糊的定位上吵架，而不是进入两岸实质议题和法律权益等相关的讨论上? 很显然地，两岸问题还没有离开蒋毛对立时所设下的「反共」冷战框架，还没有正常化，还没有能力进入实质问题的商议。这种不自觉地停留在冷战时期的自我设限，使台湾毫无进入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以曾在美苏冷战时期最大对手的美国来说，当今的中美贸易谈判都早已经进入类似汽车、货物、食物、中低价货物贸易量、移民人数等非常实质和民生的贸易内容了，反观台湾的公共舆论却还停留在政治敌我意识之间，这种政治协商和贸易谈判的程度彷如幼稚园生，对增进全球竞争能力来说是值得重新检讨的。当整个世界还在冷战期，这种被动态度还可以理解，但当全世界都在自由贸易的时候，原地踏步或自我设限，根本等同于没有竞争力的表现。再者，两岸之间的贸易早已往来许久，但是通过一个国家等级的谈判与协商，仍是必要的。因为民间个别化的贸易，很容易有权益纠纷和求偿困难的状况，国家就如同工商业界的工会，他有代表劳动者和商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意涵，也才能长久地保障贸易、通婚和移民等关系的人民权益。也因此，国家在两岸贸易往来的事务上，应当有越来越明显强势的角色和责任归属。
四、媒体的失常和过度民粹主义化，失去了准确反应公共政策的功能。
这个本意良善的政策之所以失败，有很大的因素来自失控的媒体。近十年来，媒体数位化的速度惊人，它以光速的速度整合了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电视媒体和手机平台，成为一种非常强势且难以抵挡的资讯强灌中心。媒体资讯强势，并不代表它提供的资讯是正确和重要的，许多媒体人不用功而造成媒介资讯大规模地琐碎化、个人化与私有化。而媒体，本来是二战后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国家重要公共政策多半通过媒体来宣导，才能让社会大众了解，也才得以推动。马政府这个立意良善的「九二共识」，莫名地遭到媒体前所未有的集体抵制和攻击，媒介不但没有好好阐述交代两岸互动的历史纪录，让两岸和平与贸易计划顺利执行，甚至是用尽力气破坏政策的正当性。电子媒体的舆论倒退和集体疯狂抵制，甚至通过手机通讯横向联繫社会大众，将「九二共识」说成马英九政府纵容国共权贵坐地分赃的令牌，造成错误的刻版印象和误解，可以说是「九二共识」政策溃散失败的主因，导致当今两岸互动降到冰点。至今，这个失控的媒介都还没有恢复正常，导致政府和（媒体所误导的）民间舆论仍在对立紧张之中。
笔者认为，媒体误导了几件事情。第一，两岸贸易是全球历史时势所趋，国家角色第一次在这件事上吃重，应适当地正面化国家的角色和责任才对，而非反向强调产业私有化的利益，让媒体为私人利益作嫁。第二，媒体自己本来应该是社会沟通的工具和平台，他有责任宣导国家正确的政策内容，不料却反过来自己成了利益当事人，裁判疯狂跳入场中当起球员来了，可以说是角色错乱。第三，在两岸问题上，本来应当强化中国和台湾长期合作的基础条件和利益所在，媒体却刻意失焦，反而把此时此刻的问题误导向争取两岸红利的个人化竞争，甚至误导向阶级斗争，让政策成了一场社会失序的荒谬闹剧。以上几点，都是媒体失常和疯狂失序的表现，它直接造成了政策无法执行的障碍。如果媒体不能适时地改变这种错乱失序状态，即便政党轮替，可能与过去稍有不同而立意正确的新政策，势必仍旧窒碍难行。
五、台湾缺乏一个针对两岸事务协商的「共识形成」的公共平台和机制。
当然，媒体在两岸问题上的疯狂和失控，是诸种全球化转型社会的问题表徵之一。在「九二共识」这件事上，则是明显地指出，台湾缺乏一个针对两岸事务进行公开协商和讨论的公共平台，或者说缺少了一个让争议性的议题有机会达成共识的机制。过去，两岸协商交涉事务，多半为国民党一党垄断，以2006年形成的「国共经贸平台」为例，许多两岸政策是在这个有垄断性意涵的平台上达成的。然而，在一个新的民主时代，除了国共平台之外，也许应该考虑增设更多人民可以参与的沟通平台，或增设具有公信力的共识平台，来让两岸事务更加透明而参与性更高。再者，民进党也应该主动积极地增设相关的沟通平台，而不是在全球化年代中当自闭症儿童，即便是一个已然独立的国家，他也需要增设与当代中国交涉的平台与机制。当前两岸政策的政党失衡，民进党党内意见纷乱、派系倾轧，世代差异、政策莫衷一是，也都应当负起责任。
六、台湾需要一个「去冷战计画」，需要重建民间互信基础和针对当代中国现况的知识系统。
国民党八年两岸政策挫败，呈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社会大众其实并不是真的了解当代中国的现况。他们很容易在媒体疯狂和失控的情况下，被强势的意识形态洗脑与广告威胁所左右，从公共性政治议题被误导成个人私有化的议题，甚至，被误导而突然时空错乱地回到一个传统的反共脉络和冷战修辞之中。在戒严四十年之久长期反共宣传颇成功的状态下，台湾跳过了一个修正意识形态路线的历史阶段和政治议程。以曾经反共最力的美国为例，在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和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相继访问中国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偏见多于现实，根本不够用了。于是在1990年代初期，在大规模开放与中国自由贸易之后，他们曾在高等教育中「政策性地」介入高等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教育，进行适当的课程补足和理论诠释上的修正。以长达十年的「中国热」，由企业和国家提供高等教育和大学校园中的研究资源，成立与中国当代经改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足够的熟悉中国事务的社科与科技人员，以具体务实的态度来修正自己过去对中国的偏见与认知。与美国务实的态度相比，台湾实在做得太少，太不足了。在错误和不足的认识论基础上，只有黑暗时代留下来的恐惧和对立，如何可能做出正确的公共政策来呢? 遑论正确的政治判断了。说不定，在这回合「九二共识」政策的挫败与教训之后，台湾应该做的不是在贸易和外交上退却，而是该更积极地建立正确的、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知识系统，确实执行去冷战的计画，恢复全球化年代「正常化的」认知和外交行动，重建政府和民间的知识和档案系统。未来，不但应该建立一个更取信于民间的两岸政策机制，更应该积极介入维持「政府对政府的」公开协商与谈判程序，以确保国人的各种权益才是。
（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