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代，成百上千万的地主及其子孙，有的一夜之间便成了冤魂，而活下来的也因此生不如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想，受难者和失败者必须言说，有言说才可能进入历史，让后人不至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写作者对暴政的反抗和对自由的基本渴望。

1967年夏天，武汉720事件后，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武斗于是进入了重武器的阶段。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全国范围内“全面内战”、停工停产的武斗时期。

记得当年，全国最大的两场武斗都发生在四川。一是1967年至1968年间在重庆发生的一大片、一系列战场的武斗；尤其是重庆杨家坪武斗，还出动民船改装的“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使杨家坪谢家湾地区路断人稀。另一次，泸州武斗造成的损失无法一一统计。从1967年7月18日发动第一次“武装支泸”起，到1968年7月4日发动的第三次“武装支泸”止，仅三次“武装支泸”就使泸州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陷于全面瘫痪。

那时，我在“开气找油”的队伍中，在地处威远县越溪镇余家寨附近的史家沟做临时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而听闻泸州武斗进入“阵地战”的消息，则是来源于红村的“石油怒火”报，和“文攻武卫战报”，这些报纸还突出报道了32111石油钻井队分裂成两派，分别参加了泸州武斗的消息。

闲来无事，我们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去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一天中午，在去后山的山路上，我突然发现生产队的小煤窑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童。我有些吃惊，但借机上去问路。男童大约10岁多，头发凌乱，面孔漆黑，枯瘦的身子，只有一双眼睛告诉你他还活着。问完路，我又看见左侧不远的石头上，出现了另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男子大约30多岁，他可能是听到了声音，站在石头上张望。在正午的阳光下，他全身呈古铜色，但皮肤有部分晒伤后脱皮，头发也是凌乱，但又粘结在一起，同样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只是比男童高出一头。

我不便多问，就沿着山路往上攀登。待到后山的破庙宇后，我已把对庙宇中文字的关心，转变成对两个裸体人的好奇。因此，我提前往回赶，想再找到他们，问问他们怎么来到这里，为什么一丝不挂等。待再回到生产队的小煤窑前时，他俩已不见踪影。我四周搜看，发现刚才站男子的石头后面，有一小块平地。上面有一座三角形的窝棚，窝棚用竹竿和油毛毡搭建，大约不到2平方米。窝棚内只有一些稻草和破絮，窝棚前有一个用石块和黄泥砌成的马蹄形泥灶，上面有一个裂口的破铁锅。我注意看过，铁锅内锈迹斑斑，显然其主人已常年不见油荤。

下山后吃过晚饭，我找到生产队的余队长（兼民兵队长），告诉他半山腰有两个蓬头垢面的裸体男人。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得很紧，我问他是不是逃犯。余队长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是生产队怕别的队晚上来偷煤，就派他俩去守小煤窑的。我不太相信队长会派一个小孩去守小煤窑，就又多问了队上的几个婆婆大娘，这才搞清楚，原来生产队的工分值低，全劳力一天也只能挣角把钱。队上没有副业可依赖，就开土窑挖煤，再把煤担到附近场镇去卖，换点现钱分给社员买油盐柴米。由于山区贫困，有的队开窑烧碗，有的队开窑烧砖，也没有谁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社员们都怕苦、怕小煤窑塌陷，因此不愿去值班挖煤和守小煤窑。于是余队长就派这父子俩去常年驻守小煤窑，白天爬进洞去，把煤用十字镐挖好，用筐拖出洞（只能一人爬进爬出），晚上睡在窝棚里看守。

我听婆婆大娘们讲述时有点吞吞吐吐，就又去请教房东史大爷（我们寄住在社员家中），请他告诉我，为什么这父子俩就能听余队长的安排，而且他俩为什么一丝不挂。史大爷把我叫到内屋，悄悄对我说，这父子俩是老地主的儿子和孙子。这家是史家的本家，因祖上积德，传下二十多亩地和几间瓦房，这在山区就是财主了。土改时，这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老地主前几年吃不饱加年老死了，地主的帽子就给他儿子戴上。儿子戴上地主的帽子后，媳妇也跑了，留下这父子俩住在一间破房里。文革前，老地主的孙子没有资格上学。文革发生后，余队长干脆安排这父子俩去挖煤和守小煤窑，并把他家的破房没收充公。我问史大爷这父子俩吃什么，史大爷说，山区的主食就是红苕、土豆和玉米。队上虽有几亩田可以种水稻，但大米从不分给这父子俩。

我听史大爷叙述后才恍然大悟，史大爷还叮嘱我千万不要多管闲事，这周围两大姓之间历来不和，以免引火烧身。后来，在越溪镇赶场时，我偶尔见过那个男童。他身穿一件破烂而厚重的百衲衣，背篼里装了一些农产品，手提一个土瓦罐，慢慢地走在这来回二十多里的山路上。有两次我特意在返回的路上等他，想问问他上街做什么，但他从不吭声，只顾走路。无论冬夏，那件破烂而厚重的百衲衣就是他的标志。

又是史大爷告诉我，队上允许那个男童赶场时上街，用农产品换点盐巴。我无语了，虽有千言万语在心中翻腾，却再不能去打听这父子俩的情况，因为余队长已对这父子俩讲过，不许他俩乱说乱动。第二年，土建中队被调到大邑县䢺江区花水湾，修建一口井场的土建设施。从此，我再没有回过余家寨。

多年来，我总想写写这曾生存在山区的父子俩。写他俩裸露的身体，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写那件破烂而厚重的百衲衣，为什么成为贱民的标志；写他俩虽身体裸露，却从不吭声的原因。1976年，我也试过把“裸体人”写成短篇小说，但文友们看了都感到枯燥无味，也许是我力所不逮的缘故。

今天，我再度提笔写“裸体人”，是我不愿意无声地埋葬“裸体人”和我自己。野夫说：“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那时代，成百上千万的地主及其子孙，有的一夜之间便成了冤魂，而活下来的也因此生不如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想，受难者和失败者必须言说，有言说才可能进入历史，让后人不至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写作者对暴政的反抗和对自由的基本渴望。

201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