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从第一次打倒中共横幅上街，国际社会才支持他，可是获得国际支持和长时间舆论道义资源后，确变为被朱明国广东省委收割的资本，如今打着红旗党旗上，我朝他们吐口水。

 

民主运动要为维权设限，不能为合法性暧昧的维权所拉低底线。抛弃他们，他们才会考虑换。

 

早就到了应该抛弃一些合法性暧昧底线以下的。应该有一种声音跳出来谴责他们，他们才会改变。一盆污水中有个小孩，不能为了小孩把污水也喝下去。

 

维权抗争几十万起，抛弃部分，没啥可惜。以圣经中的基甸挑选以色列军队，最后只剩下三百人的故事为例子。要做会计出纳，会计是计算损益结果，出纳是接收积累的人才。

 

路明起草个公开信，延安宝塔山举民国国旗的樊振义，民间学者瘦痴，重庆维权人士浅浅，和西单民主墙衣带的民国派张文和签名，呼吁对使用党旗五星红旗维权的，投弃权票。维权运动的底线是中共法律，联合国法律和民国符合的优先支持。

 

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耗在这种合法性暧昧的维权上。就像一个维权律师搞维权，没有收律师费，也没收获名声，这种案子搞个屁。维权律师的名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合法性暧昧的摆脱，就是民国要素在场。

 

乌坎抗争肯定没结果。没结果也行，连合法性暧昧都没摆脱，不值得支持。过去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有个十年时间还不够吗。还不应该调整吗。既然是策略，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就可以调整。

 

这里有个谁的策略问题，参与维权的知识分子早期维护这个策略，这是维权运动的初级阶段，可是确实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不能为了一个孩子，把一整盆污水也喝下去。但是在崩溃前的任何时候，刚加入维权的，一定维护这个策略。这个就让初级阶段的人去维护。加入维权的知识分子应该调整，以促成维权运动进化的加速度。如果不调整，而且献媚于这种暧昧的，民主运动的整体高度就被拉低了。

 

中国大陆足以引发其他星火的抗争，绝对不会在乡下农村里，而只会在城里，可能仅限于农民工罢工。农村里面的征地维权抗争，还是特殊利益的，没有总体性，虽然其激烈抗争手段例如大规模上街聚集，能引起共鸣，但这一些共鸣都是非政治情绪，投射，例如附会为海陆丰起义，被网络极度放大寄托希望。同质性编织不强，也就是说被镶嵌在条条块块的维稳分割状态，没法连片。

 

维权的诉求是碎片化的，但是其维权方式具有统一战线的邀请，越公共的维权方式，邀请的能力越大，对公共剩余价值的恭喜越大，例如上访就不如上网，上网之线上活动就不如上街之线下举牌，人数越多，席卷能力越强。上街一直为民间所推崇，但上街也出现颓败的趋势，因为从渴望上街到了发现上街没用。而且碎片化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例如各地出租车罢工上街维权，居然得到是嘲笑和讽刺。我曾和南街的王爱忠提出说，把南方上街这种行动的形式推为一种各种碎片化诉求的总体承载体和熔炉，不管是改革的，还是革命的，还是民国的，都在街上混合共和。比较典型的范本，就是香港街头运动。然而大陆与香港不同，对街头运动的打压过于残酷，几乎只能零星出现，而且没法取得社会根基。街头开始被“试错”为失败的，不是先锋部队，至少是没法突破封锁的先锋部队。对于乌坎而言，其大规模上街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虚假希望，极大的泡沫，因为大规模上街极少，出现一个就谈个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以为幸福的家庭触手可及。对于键盘侠，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希望，每一次口水满街的绝望，如此反复，可以命名为发现希望的谈恋爱型幻想政治运动。

 

作为一个十余年捍卫维权运动作为连接民主运动与底层利益之间桥梁，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桥梁的维权命名者，一直在意并观察介于去政治化和政治化之间街头运动能否获得普罗人士支持并加入，我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即使上街，民主人士即使上街，还是街头启蒙运动，孤悬漂流如同浮萍，没法动员。底层维权之大规模，不上街也能动员，上街更能大规模动员，然而残酷的维稳封锁，还是没法突破连片。那种幻觉街头一站，引发蝴蝶风暴，形成大规模广场运动的，已经湮灭挫败。那种幻想底层上街，然后连成一片的，至今都没看到，2005年郭飞熊在太石村维权，我们就寄托过希望过，但至今还是幻想，五年前的乌坎已经有着巨大影响力，但我估计其动员其他类似村庄的能力，还是没有，乌坎的动员能力仅仅限于乌坎，在于内部的自我维持。

 

民间学者独孤求助说，类似乌坎的规模化维权，想实现维权的初衷是不可能的，要升到更高的层次更不可能。其作用大概仅限于制造出一个似乎是共党面临四面楚歌的假象，消耗掉双方的精力和资源。但这个假象也很重要，就像四起的谣言、跑路潮一样，当手里没有可以直接反抗的家伙时，谣言也是最好的武器。

 

如孤独所言，乌坎们的现实结果是快崩溃的谣言四起，但谣言已经不指向改革，而直接奔向革命。正如谣言之余美国独立革命。正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暗杀暴动之余辛亥革命。那么话语构建就应该至少是革命的，是呼吁更好的世界降临的，转型之后的第三共和，或者民国当归之回归第一共和。更好的，更高的世界蕴含在谣言的传播里，谣言有着“好消息”来了(类似基督福音)的内核。

 

共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他走过的路，就不会让别人走，毛泽东格式化封闭农村，邓小平把农村资源掠夺到城市来，就是为了让别人无路可走。看看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就是为了让农村像城里那么好管。

 

在邓小平搞城市化之后，最主要的资源都在城里，只要捍卫住城市，中共就不会倒，政权就不会乱。还有北京的维稳政策是，即使全面开花，北京也绝不能乱，北京不乱指挥枢纽就在，统治中心就在。农民饿死过几千万，有形成成规模的抵抗没有？李配说，前几年看钱穆写中国史，历代统治者也是全力包围帝都，帝都在，政权就在。

 

城里搞了一个六四，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六十余年来中共在农村搞了多少事，死了多少人，何曾是个大事过?

 

就像耶稣对奋锐党的批判，以色列奋锐党与罗马的抗争，在以色列人内部获得极大关注和支持，但有结果吗，还不是几十年云起云落，而且共党越来越维稳。共党是自己崩溃的，有抵抗没抵抗都这样，既然没法形成对其致命威胁的抵抗，不如转而将有限的能量用来建设公民社会，以守候民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