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网络图片
民运的第三共和努力是向前的时间之矢，与维权的守护社会回归第一共和民国，是停止向前原地踏步向后倒退的时间之矢。维权之民运化，例如维权作为改良的延续，倒逼政改，维权人士之党内知识分子认同(林昭崇拜)，是维权运动必然要发生的错误和后退性，也是需要抛弃的错误。这里也是向前进的渴望，向后退穿上旧秩序过去的历史符号外衣。改良，政改，党内民主派都是维权时代之前的历史符号外衣。权利总是天赋的，并且历史中形成的，已有的，必将再有，向前与向后是统一的，而民运的第三共和从文革后的无政府主义脱支批判的怨恨而出，不顾一切向前，摆脱身后的一切，批判身后的一切，就担心恐惧身后的落后性魔鬼追赶上来，把它吃掉。
维权运动的当下性和回归性，需要不断回溯，一个一个台阶的，从改革开放中中共欠下的债务，到文革的，例如知青的，反右的，镇反运动的，然后回溯到土改，再回溯到革命中的历史罪恶。对历史真相的揭露是意义不大的，这还是公民启蒙阶段，还没到公民维权阶段，需要把各阶段的历史债务变为维权，追讨各种历史性欠债，如此维权模式，还能将未来的正当收益股份分红也转换为债务，从而就有历史延续性。在合同法中，合同违约债务就可以转化为侵权之债，将来的受益被违约也可以当下索赔。那么中共对人民的历史债务，就有社会契约违约转换来的侵权之债，例如国企的，还有公权力滥用的侵权之债。所有的债主都起来索赔，我已经看到地主的后代在维权，民族资本家的后代在维权，右派在维权，知青在维权，当下维权运动中的主要内容改革受害者在维权。
废止文革反思
在知识分子之话语改革与文革争议之外，还应该有个民国留下的社会基础被消灭和国内殖民的问题， 土改，镇反，剿匪，公私合营，赎买，合作化，私房改造，大饥荒，计划生育相比，还有改革之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征收掠夺，例如强拆，例如工农业剪刀差，例如国企改革的剥夺，还有文革中继续消灭的地富残余分子。
许毅刚说，土改，三反，四清，大跃进，文革，改开，都是一步步强力推进的。 这个说法就是基于国内殖民的视角。 当中级和高级官员都有护照，成为外国人的家长父母时，也就是重新恢复外来殖民者面目时，在改革与文革之外的民国社会基础被消灭和国内殖民视角就更加迫切。这是延续的镇反屠杀。可能未必与文革有关，有没有文革都继续的事情。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来看，大陆人能够不依赖于体制，而获得成功的，是极为少数的。对于绝大多数人，要想成为人上人，与体制休戚相关。走体制内路径，或者走宋江造反式路径曲线走体制路径，是大部分人成为人上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图景。已经成为赵国人的红色贵族准贵族，对被他们占领的中国社会，所俘获的人民中间的精英人才，有吸纳和排除镇压两种方式。对于大部分中国人，只有两种饭吃，吃公家饭和没吃公家饭，赵国奴才和非赵国奴才。对不做赵国奴才的，不吃公家饭的，或者通过宋江造反的方式吃公家饭的，都通通镇压排斥，对颠覆赵家体制的，更是狠手，把星星之火消灭在摇篮里。因此，社会精英所代表的“成为人上人”与民众本身之正当生存，与体制之间有着冲突和对立，即使只是“活着”也是受到体制压迫剥夺的。这就是国内殖民的结构。体制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吸纳外，对社会本身向体制的进攻也有着一次又一次的弹压，例如民国社会基础地富残余分子在文革中闹人民文革中的反扑，例如八二年严打，例如约束和打击民营经济。对民国遗留的社会基础的镇压和国内殖民，对少数民族抵抗的镇压，并不是在文革和改革之上层建筑框架里的，没有文革，对民国的镇压和国内殖民结构也是延续的，有文革，可能借着文革之圣旨，力度更大一些，但本质上与文革是体制发动之极权主义运动，是不同的范畴。民国要素在文革中彻底击垮，但改革时期国内殖民结构延续，甚至加重。以城乡二元体制为例，正是改革之初才变为变本加厉。
这可以说是一个横跨百年的外来殖民掠夺炸船沉船计划，起来进来抢了政权，掠夺殖民，挖地三尺然后秦火一把大洪水泛滥，自己乘着诺亚方舟跑路的规划。
网友爱猫族说， 民国社会基础被灭，始于土改和镇反，最终的高潮也是文革。 文革抄没房产和抄家， 是对这些家族最后的沉重一击。
对民国的消灭止于文革，这么说。毛发动文革的516通知，第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我写过一个文章《改革是民国国体最深重的危机》。那么就是文革之后无中国无华夏啦，或者这说49之后无中国无华夏，在文革之中彻底完成。这个断绝的点，得表达清楚。文革时代大是大非是清楚的，改革中乱了。自由没有扭曲，或者说木头还是直的，虽经历摧残。
网友爱猫族说，我婆家是清宗室，他们回忆辛亥革命后他们还是富人，日本人来了他们的财产也没受影响，刚建国也还风平浪静，公私合营后还是有定息，家族真正跌下来是文革抄没房产(市中心四合院)和停止发放定息。从那以后一贫如洗，彻底完蛋了。民国和更早的中国，留下的一切资源，我称之为”老钱”。“老钱”的具体消失点是文革。也就是说，文革后，“老钱”彻底消失为零。
文革黑暗有改革黑暗吗，文革仅仅是上层和体制的浩劫，而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等总体性断根的浩劫。改革更黑，断子绝孙的。以中国社会殉葬为代价的，断头饭。邓小平说改革就是吃子孙饭。经济危机一总体爆发，就知道浩劫几百倍以上。例如改革就是让家里妹妹去挣钱，然后落下性病，家里建了一个违章建筑，随时塌了压死人，随时被拆。
否定文革以推进改革，一种忆苦思甜，然而，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历史欠债的债主，一定需要忆苦思甜吗。改革是获得暂时的苟安，是需要以社会殉葬的断头饭，改革中获得的一定的自由度和财富，难道一定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然后产生一种道德义务:必须继续支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过是因为放松，国民财富少被掠夺一点，或者是没把面包屑给收走而已，一定的自由不过是散养型牧羊养猪而已。也就是强盗收敛了一些，财富还是自己创造的，自由还是天赋的。如果一定要感谢改革开放政策，那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发作，就像仙游游医先在小区公共设施上抹毒，然后开诊所救人，还要锦旗感谢他一样。如果改革开放允诺一个进步抵达宪政的转型进程，那么反文革和反毛作为推动力，早在八九结束了这个推动力。
推友“小泉岑一娘”说，大约25%的犹太幸存者解放后移居美国，在那里与当地犹太人见面，美国犹太人不久就明确表示，不愿意听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事。也许是对没有经历同胞的命运而感到不安，他们立即提出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汽油定量配给时的物品匮乏的历史—不要用你们的恐怖来打扰我们，我们也有自己需要忍受的贫困。
我经常用文革是三聚氰胺，改革是文革三聚氰胺进入的毒奶粉的比喻，来说服知识分子，文革之问题需要解决，但需要通过解决改革的问题，这样顺带就解决文革的。不解决改革的，无从解决文革问题，因为再也没有单独的文革问题，而只是作为改革问题的一个部分存在。
我就搞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维权，例如土改的地主后代，被镇反的国军后代，被改革伤害的拆迁户，为什么文革的受害者一直以来的要求反思改革的，除了胡耀邦代表党主动平反外，连一个平反文革的诉求都几乎不敢提出，连找具体加害人报仇的勇气都没有，就会要求反思文革，统治者和自己生病，就让普通人和后来年轻人吃药，一副喋喋不休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嘴脸，一副把自己的苦难转化为做导师的资格的样子，一副语重心长其实可能自己就是坏人做坏事的。我烦透了这种要求反思改革，而不敢提出维权，针对统治者提出维权。把文革反思当做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导师资格，怎么都不敢变为公民维权，汇聚到公民运动中去。以公民维权取代公民启蒙。 不要把人当自己受难体验的扩张殖民地，每代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给青年学生的信说，老人自己的问题，一定要让年轻人承担，这个太不经济了。
讨债式维权
是否反对纪念胡耀邦是区分奴隶政治贱民和奴才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志。胡耀邦启用解放了文革受迫害的奴才，挽救了党，延续了专政，害死了国家，是为国家之恶贼。党的存在，就是国家的癌症。奴才的自由发财，是奴隶的进一步受压迫。我认为必须用维权运动，尤其是讨债式维权，来强化民间主体性，来改造扭转奴才对奴隶的启蒙洗脑。讨债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苟活与些许自由，是我们应得的，是被拖欠的，我们是债主，要回来并不是被恩赐。用这个来改造奴才知识分子。他们老用没有胡耀邦的解放，哪有你当下的些许自由，强迫我们给胡耀邦烧香磕头。债主要回一些利息，还要谢主隆恩，这是哪门子道理。
长达六十年的被殖民地，民众必然起来要回原属自己的东西，讨债，可悲的是，这是为了自己的免于死亡。
与过去革命不同，我们搞得是讨债式革命，不是乌托邦的。 历史欠债的维权，是保守主义的框架。 不能让已有的民众抗争白白挥发在历史的虚空中，用讨债式维权革命在话语和意义塑造上，用这个标签贴起来，产生更大公共性，获取更大支持。同时这一些维权也能为广场革命准备人才和经验，是星火状的演习。还是保守的，是一种反击，即使血腥报复。报复是让原有的秩序归位。最怕的是一种不断寻找指定敌人，与一切看起来就像敌人作战的体制。只要敌人是确定的，可辨认的，血腥报复也无妨。通过司法审判的清算与报复，就有这种效果。重要是报复的方法，而不是不应有报复之心，政治道德化好生邪恶。
有篇关于原赵紫阳的核心智囊陈一咨祭文中，一个结论清醒到让人惊叹：“八十年代的最杰出改革者们，不管是陈一咨这样的经济改革者、还是刘宾雁这样的社会改革者，都是这种威权性格的例证。他们关注抽象的人民，对他们的疾苦同情不已，却对真正的个人缺乏兴趣与理解。他们的道德情怀令人敬佩，却可能与他们想要通往的方向并不相同。
而维权正是对改革的很多克服和超越，其关注个体的命运和权利。这个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和2006年的《与尼采论维权运动》等很多文章中都有论述。
民间维权人士陈青林说，98年就参与维权，从访民、乡镇干部、民企老板、村民、水库移民、农垦职工、林场职员、退伍军人、强拆、，甚至最早房山韩村河黑砖窑打死人事件….，一个体会，维权给维稳提供了练靶子和提高维稳战斗力免疫力的绝佳机会。维护个人利益如果不升华为维护公民宪法政治权利，只是一次次给维稳加分。
新浪微博“伞兵4”说：网络毕竟是虚拟社会，网络上呼声再高，对被强权包围的受害人的现实帮助是非常无力的。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现实中又没有能与强权对抗的力量的有力支援，被害人很容易产生绝望，量权相害取其轻，谈妥一个合适的价格，是被害方唯一的选择。不要怨恨民众，怨恨解决不了什么。当白色恐惧与利益收买的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格，有的人的价格是负数，如老百姓，有的人是零，有的人很高。但是心中都个歌德笔下魔鬼，想屈从参与分赃，有人扛住了，有人没扛住。
公民社会要比个体维权有担待，要允许叛逆妥协，但使劲沉迷于个体维权，还是被党猫玩的老鼠。 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我不写普志强与许志永的原因之一:个体维权与党国关系实在太容易暧昧。人越多群体越大容量越大，党国越不好收买，要收买就要付出大量代价，如果给农民工加工资，他们就得花大钱印很多钱。
七八年前，海淀国保老孙和我说，我们政府也维权。诚然维权这词是我从妇联工会那边抢过来的，后来没人记得妇联工会了。其实政府一直和民间抢维权这词，如他们在南海东海上就有海洋维权，用来去政治化处理国际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维权有着暧昧面具，有着维稳的一面，去政治化有着双刃剑的作用。等维权做大，不管动机是否是维稳，最后都变为民主力量，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维权与维稳的缠绕关系，我写过四五篇文章，诱拐官方发在《时代周报》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还有在海外《维权与维稳对撞》及《维权如何利用维稳做大》。习维稳也是维权算抄袭我时代周报上的。现在到了清算维权与维稳暧昧关系的时候，因为习都利用暧昧，必须把维权上升到政治反对或民国当归的高度 。
维权是讨还历史债务
如新浪微博“灵山朔”说，所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国家，当共和法统被颠覆，又重新恢复共和之后，都是恢复第一共和的法统，如法、俄、德、波东欧各共产国。又如新浪微博“野公” 说世纪之交的所有巨变中，不管是当年的苏东波还是如今的北非中东，虽然国情政情民情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几乎从无两样：他们都是挥舞着他们祖先曾经挥舞的老国旗，唱着祖先曾经唱过的同一首老国歌，勇敢地走向街头，恢复了国家及权利自由。
回到历史真相，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最初都是为了恢复原有的自由或者传统权利。成功的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没有从这个原初目标偏离，而失败的血腥的，如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很大程度归罪于对这个原初目标的偏离。
1688年，革命这个词再度被提及，同样不是为了欢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颂扬威廉和玛丽的荣登王位。也正因为此，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英国人相信他们远久到无可考证的宪政传统和自由传统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暂中断之后的回归都值得额首称幸、大加赞美。
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我们通常理解的革命，不是向后回溯，而是向前瞻望，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去向未来。阿伦特说要理解革命的现代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在两者的最初阶段，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分、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近几年来，我看到，地主维权，军转干部维权，反右维权，知青维权，老干部维权，下岗工人维权，农民的剪刀差维权等等。所有欠下历史性的血泪债务，都在镇压的大石头之下，开始翻案，熔岩滚滚。真是历史债务维权总动员洪流。依法维权是一个金纽带。所有受害者联合起来，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
难道他们就不能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吗？当我们索取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时受到了推诿和河蟹，那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自卫。这个思考有很高的政治高度，49年之后欠了我们无数的债务，包括被扣留的基本人权，农业剪刀差等等，当索取被拒，确实可以诉诸于自卫的权利。
未来的革命，必然是保守的，因为是历史债务索赔。毛泽东也解释自己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者。这也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吻合。当然这孙中山的三段论本是歧路，在毛泽东手上越发歪曲到爪哇去了，实现悠久的军训政，而不断地把宪政拖延到看不见的末日世界，也就是永久地阻挡宪政。专政的手段，是人民的唯一现实处境，美好的宪政理想，永远无关。建政六十年太短，还没有时间的魔术，消灭这一些历史债务。
就像欠债，国民党拖拖拉拉，还是还了，共党是绝对不会。但是关于毛泽东美国宪政理想的描述，不外乎是对所欠债务的清单，不构成对其的赞美。我对于当下很多人索要债务，如拿新华日报的社论说话，我不反对，虽然知道要了没用。要债，并不等于论证其有能力或愿意做这一些。要债这是一种党外性与重建公民社会的建构，完全否定了作为党内左右思想路线斗争出现。
当维权运动和未来革命以讨还历史债务的政治面向出现，那么，就没有那么紧迫和你死我活；就允许妥协和打折，那就是为梦寐以求的宪政化革命提供了可能。这就像民间邻居讨还旧债，总是很难全额和利息要回，经常打折和妥协解决。
维权就是一种保守的革命。维权之“权”字，就天然得表示自愿服从于律法。即使诉诸暴力，依旧在自力救济范围内。炸药一来，法律并不亡。法律包括战争，道德，文化，宗教在内，形成一个总体性。炸药一来，自然法就复兴，没有司法审查和选举，在自然法支配之下的革命就复兴。司法审查和选举，是革命的替代物。没有暴力，也就没有法律。
而且利益就是政治，以为维权没有政治诉求，那是愚蠢的。维权正是试图直接实现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以及中共所承诺的历史契约中的约定权利。
相较启蒙，就精神来看，也更加靠近自由民主法治。不用启蒙，受害就会绕过启蒙，自动维权。启蒙是收费站，是设关卡的强盗是土匪。受迫害就起来维权了。启蒙了，就装知识分子，就欺负百姓。就二十世纪而言，启蒙才是血腥暴力的原因。国共的革命，都是五四新文化启蒙的结果。启蒙唤起的是魔鬼，休谟说启蒙陷人于罪恶当中。启蒙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败坏的方法，血腥的预备。
到民国扎小人维权
模仿党建一说，我想民间政治应该有个民间主体性建设。伟大的李质英说，当初共党在山西，对阎锡山渗透进去，也收得回来，不会被吃掉，也不会被融化。我说这是强有力的主体性。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党寄养在国民党中间，也是没被吃掉，而且有反过来吃掉对方的趋势，有着自己的主体性。启蒙和改革，党内民主派乃至其延伸部分，是没有民间主体性的。这十来年为维权运动理论背书，我是非常注重维权运动的民间主体性，不再求圣旨，求恩赐，而是自己主动干，主动要。其中一个线索就是维权的讨债性，把权利和正当利益当做专制欠我们的历史债务，宪法就是一个债务清单。在讨债中，获得主动性，开始雄赳赳气昂昂。这里有着主奴辩证法的转化，过去被迫求得恩赐的启蒙和改革，其奴隶奴才地位被扬弃，开始变为公民或主人公。我从《2004十大维权人物》开始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一路下来推崇维权运动的讨债性。要说主人公的感觉，以共党意识形态维权的国企工人是有，但是他们是把自己当做党妈的人，分享党妈的主体性而虚幻拥有的。其中江西刘萍算一个异数，其维权不走其国企工人身份而惯有的左派”以理维权”，而走右派的竞选人大代表，所以有一年我把刘萍评选为十大后改革人物之一。我比较过国企工人以理维权与农民的依法维权，前者虚幻分享党妈的主体性，而后者通过法律进行公共参与，在法律所布置下的政治空间，如起诉设置议题，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就有了主动的民间主体性。
四川的驯兽师陈云飞被抓，是因为他在被拆迁的房子地上上，摆一个当地区政府的灵堂，摆完了他还在微信上和我吹了大半天，我盛赞其创造性。屠夫吴淦在南昌被抓，其直接“导火索”之一也在于为江西高院院长张宗厚在街头要摆灵堂。他还频频搞，要为建委领导和女干部搞灵堂。无神论的特殊材料做成的中共党员居然非常忌惮这种行为艺术的维权方式，可见回归到原始民俗诉诸于灵魂攻击的维权，其杀伤力不可估摸。从哪里知道了我和苏州奔博，在周永康祖坟举牌后，两个人一起撒尿，大水冲了康师傅的“龙气”。风水运气问题体制内想升官发财的人比较忌惮忌讳，在这方面下手是维权之灵魂攻击术，心理战。以后推荐“扎小人”等等巫术性维权方法。
以后台湾专门弄一个扎小人馆，把坏人像秦桧那样做成橡皮的，放在里面，受到迫害的苦主自己找冤家去扎，不过得去台湾才行，不上访了，到民国扎小人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