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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看到,郑永年先生的“西方的衰落导致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危机”在某大网站上发布过几天后消失了,现在又重新晒出来,看来作者和网编是强行要向公众灌输其观点。所以笔者也不得不参与对此文的批判。

 

我首先要对题目本身提出质疑:什么叫西方的衰落?西方的衰落又表现在哪些方面?什么叫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危机?它们的危机又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认为当今的西方并没有衰落,只不过近三十年内,在世界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潮流带动和帮助下,一些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大增,形成了一种能与西方国家平等竞争的经济格局,自然就呈现出西方国家在表面上的相对衰落。可这并非西方国家的实质衰落。

 

因为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衰落绝对不是只凭其经济发展和繁荣的程度来衡量,而必须以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军事和社会自治甚至道德等实力及其承载能力来综合评断。

 

若以此种综合评断标准来衡量,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相比,前者仍然绝对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根本谈不上衰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能够与之并驾齐驱,更谈不上超过它。就拿经济实力而言,中国虽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只有美国的十分之几,而人均国民收入更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多一点。这能证明美国衰落了吗?

 

最根本的是,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尤其是其制度的核心——美国人享有的自由,足以保证美国人的不断变革和创新。这是美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动力。而这一点正是任何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绝对不具有的。已挤身世界最大企业行列的中国私人企业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最近公开发表了他潜心考察美国社会的长篇心得,其结论是:“美国人很自由,美国会经久不衰。”而郑先生却说西方衰落了,人们会相信吗?

 

不要以为欧盟正逞现某种乱局,如英国要脱欧,就完蛋了。这正是西方人有着充分的自由意志的表现,这种自由意志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改革和创新能力或生命力,预示着他们有内在的动力和能力,通过迂回曲折走上新的更好的发展道路,而非滑向自我衰败和死亡之路。

 

一些人认为美国的特朗普特立独行,违反常态,若当选总统,美国就会走向邪路,导致美国衰败。我虽然也不赞赏特朗普的某些言行,却认为美国出现这样的人,正是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生机盎然的表现。为什么只能固守几十几百年的陈规老套呢?何况,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本不允许一个特立独行的总统随心所欲地为非作歹,独断专行。认为一个美国总统可以改变美国的大方向,导致其衰落,正是专制独裁者和个人英雄史观的心态反映,与民主自由价值观水火不相容。

 

当前西方国家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于非西方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倍,无论是经济竞争力、科学技术水平、宜居环境、国民自由幸福度、国民教育和道德文明水准等等,西方主要国家在世界排名榜上均居首位和30位以内。目前的中东难民潮唯一投奔的是欧盟国家和美国,只有这些国家,才能承担如此重负的难民潮。难道这是西方衰落的表现和证明吗?

 

关于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危机问题,郑先生倒在文章中以中东国家为例,具体有所指。但以中东新建立的民主国家尚未步入正常民主化来证明民主出现了危机,本身就是非常武断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正如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就职演讲中所指出的,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会前进,民主也有可能倒退,但政治精英们完全有可能把民主不断推向新的阶段。

 

中东的伊拉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长期被伊斯兰教支配的国家,一旦走上崭新的民主道路,出现某种严重的混乱,是毫不奇怪的,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希腊作为古文明发源地之一,2000多年前就出现一人一票(当然不是现代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而现在的民主希腊仍然有严重的国内问题。英国的民主如从1215年的大宪章算起,也有800多年的过程了。英国民主已算成熟,不仍在探索完善过程中吗?美国民主如果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算起,也经历了近四百年的过程,才成为世界民主的典范。但美国人仍在不断搜索和完善民主机制,他们并没有说民主已经到顶了。

 

在这样真实的民主发展史面前,郑先生怎么如此遗忘历史或对历史如此无知,竞要求一些受伊斯兰教主导几千年的中东国家,在走上民主化道路后没有一点动荡和瑕疵,否则就定性为民主危机,这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何况这些中东国家在短短两三年的民主实践以后已经开始趋向稳定,设法完善民主机制,利比亚就是一例。而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的出现和为害,本身就是他们极端的政治宗教极权主义和反民主自由理念的产物,同有没有民主制无关。所以,把伊斯兰国的产生算到民主的头上,进而把它定义为民主危机实在荒唐可笑!

 

下面再驳斥郑先生的几个主要观点。

 

郑文首先强调“享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尽管能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并非具有普世性。”这是郑文认定西方的衰落导致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危机的重要依据。

 

我的看法是:①享廷顿的主要观点在国际学术界、理论界和政界一直备受争议,不可能作为胜辩的主要依据。②他的上述观点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片面的主观的。如果西式民主不具有普世性,为什么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130多个或150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西式民主或类似西方民主,而且还在继续扩展中。亚洲的不丹两代国王旺楚克父子,主动放弃王权,促请国民实行宪政民主,已获成功。请问享廷顿和郑永年两先生又对此作何解释?

 

第二,郑文认为,西方今天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对非西方世界的民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这负面影响来自两个层面:

 

1.非民主国家社会中,存在对西方和美国的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中东表现得非常明显。过去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现在信仰人权高于一切。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政权更换、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式民主。

 

首先,中东民主国家中存在对西方和美国的不满情绪来自何方?郑文只字不提。是广大的普通百姓,还是少数失权失利的统治精英?如果是老百姓不满西方和美国,为什么新的民主政权又站稳了脚跟?为什么他们在遭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时,又只奔向西方和美国?显然,对西方和美国不满的只是伊斯兰国和其他伊斯兰恐怖分子和一些失权失利的政客。人们很难相信中东国家的大多数平民百姓不要民主自由,不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甘愿永作奴性臣民。郑文不具体区别这些,正是用偷梁换柱手法来掩盖他的别有用心的目的。

 

过去,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正是为了帮助中东国家整个民族和国民反对外来帝国的入侵和奴役统治,现在信仰人权高于主权则是帮助这些国家的国民反对和摆脱本国权贵的压迫和剥削,获得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和地位。而要做到最后一点,当然只能改变政权性质,实行多党政治和民主选举。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

 

郑文认为,在西方和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必然对西方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郑文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也必然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的例子,更是说明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和不择手段。”

 

郑文还强调,俄罗斯当权者认为“第一秩序(地缘政治)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概括郑文的话就是:俄罗斯正在复苏,正在恢复和重建它原来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集团(独联体)赋予它俄罗斯的政治形式,来对抗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

 

笔者承认,俄罗斯现政权是可能存在这种设想,但这种设想的实现,未必真能促使西方衰落和加剧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危机,如中东民主危机。

 

① 俄罗斯已经属于民主型国家,不是专制独裁国家,至少不是伊斯兰式和共产极权式的国家。它的一人一票和多党竞选制已经成型,很难回到典型的专制和极权制。

 

② 现总统普京虽以铁腕强人著称,利用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和大国情怀,紧抓总统宝座不放,但他毕竟懂得专制和极权的可怕,民主的可贵,不敢肆意滥用权力,为非作歹。最近他有三种言行可资证明:一是公开严厉谴责列宁的专制残暴行为,指斥他投身德国皇权,以此夺取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权力,建立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二是通过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之口,公开宣布俄罗斯不会和中国结盟来反对西方;三是通过法令宣布,凡俄罗斯公民自愿到西伯利亚去开发的人,其所占土地和土地上的资源一概归开发者所有。这是极富远见的宏伟眼光,是18-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的翻版。这是任何专制独裁者尤其是共产极权主义者绝对不会干的事。

 

所以,即使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想依据地缘政治利益集团与西方争斗,也是不可怕的,毕竟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是相近或一致的,它们之间不会有生死博斗,完全可能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获得解决。何况以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力量,根本无法战胜西方和美国。而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形式也只会朝着西方民主政治前进,更加成熟起来,根本不构成对西方和非西方世界民主的威胁。

 

③ 郑文说,“西方民主扩散到非西方世界之后,便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问题。”“也就是说,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往往不是内生的……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不相吻合……尽管存在着各种西式的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但从来没有运作良好。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制约政治精英,民粹主义泛滥……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多党之间竞争实际上沦落为党争……不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而是为了多分一块本来不是很大的经济蛋糕。因此,腐败、政治激进化、无政府、暴力和贫穷都是这些民主的常见现象。”

 

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所指的,民主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确实是很新鲜和不太适应的事。因此,在其初始阶段出现某些混乱和腐败甚至社会倒退是不奇怪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郑文所指的,“很多发展中民主已经深深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更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不渴求民主不欢迎民主。

 

试问,如果伊拉克国民不渴求民主不欢迎民主,当年的美英联军能够在20多天内就把中东最强大的萨达姆裁政权打垮,并将他本人活捉和处死吗?

 

利比亚的卡扎菲独裁政权统治利比亚达40年之久,他既有强大的军力,又有富裕的财力,国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如果利比亚国民不要求民主,痛恨独裁,利比亚的反政府军仅仅在美、英、法的空中支援下就能打败卡扎菲的军队,最后活捉和处死卡扎菲吗?

 

阿富汗是典型的美英联军推翻塔利班独裁政权后第一次建立崭新的民主政权。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伊斯兰宗教色彩最重的国家之一。在它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选民的热情很高。当年就有一位60多岁的妇女,从家里步行六天走到投票站去投票。现在阿富汗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自行主持普选的机制和机构,除了塔利班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骚扰外,已经相对平稳,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改善,妇女得到很大的解放。这一切能证明所谓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因为不是内生的,而是西方扩散的,就必然深深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吗?非也!绝对非也!

 

本可以列举伊拉克、阿富汗等国推翻独裁政权,实行宪政民主后,经济生活获得巨大变化和改善的耀眼的数字和事实,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割爱了。而这些变化已是众所周知,郑先生恐怕不是不知道。

 

郑先生文章的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非西方世界的民众并非不要民主,而是渴求民主。他说:“在非西方世界,今天人们的权利意识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权利意识已经成为现实。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这样,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换句话说,在非西方国家,如果不想步入西方式民主,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或者说,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的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这也是今天重估亚洲价值观的意义。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种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之上的民主是不是一个非西方的政治选择?”

 

据此,可以对郑文作出结论:文章绕了很多湾子,转来转去终于又回到了他的起点:民主不是不好,不是人民不需要,而是西方民主乃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不具普世性,非西方世界不能接受西方民主的移植,而应自行创造适合自己特性的民主。具体到亚洲来说,要绝对排斥西方民主,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之上的民主。

 

至于什么是亚洲价值观,他避而不谈,而什么是亚洲价值观之上的民主,更一字不提。

 

亚洲价值观最先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当年邓小平颇为配合和赞赏。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鼓吹权威主义和威权政治,符合新加坡长期由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党一党执政的需要,客观上也帮助了中国赵家人的一党专政,所以邓小平号召中国赵家人学习新加坡。但新加坡毕竟有一人一票,多党竞选和言论自由,而在对外政策上绝对支持和依赖美国,是美国忠实的亚洲盟友。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的媒体访谈中更公开强调亚洲不能没有美国的驻守,美国必须主导亚洲事务。

 

而郑先生正是长期驻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人东亚所所长,他大力宣扬推广亚洲价值观之上的民主,实际是宣扬推广中国式民主或中国模式。只是由于这个问题在国际国内争议越来越大,反对声浪日高,所以只点到为止。

 

我要坦诚相告,郑先生如果继续推广所谓中国式民主或中国模式,只会使他更加声名狼藉,学术和人品更加威信扫地。十几年以前,我就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批评过他的民主观政治观。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最大的共产极权式政权,哪来的中国式民主?任何能工巧匠想要包装出一个中国式民主,也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2016年6月16日 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