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能力举办北京奥运这个世界级的恢宏赛事到无能力有效处置一张小小的华南虎照片，从有能力发送神七送宇航员进入太空舞动国旗到无力就杨佳这个简单的刑事案件给公众一个信服的结果，中共威权体制展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面貌的确让人费解。观察它的不同侧面和表像，人们得出的结论会有不同，但是剖析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探究更深层次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威权体制的冬天已经来临。
表面来看威权体制对社会物质和财富的掌控依旧有力，比如关键的经济产业，市场规则制定权，行政垄断的定价权等依然牢牢握在手中，因此可以倾全国之力举办奥运，可以花费巨资编织飞天梦想，通过种种形象工程来包装威权体制，一时之间，公共视野里看不到任何有效的挑战者，更别说体制性的危机了。但是显然威权体制中的政客并没有这种自信，他们组织各种政治学习，不断敲打“亡党”警钟来试图提高体制的聚合力。
从华南虎照和杨佳案件的处置来看，威权体制对于那些广受关注案件的处置已经无法满足公众最低的期待，更别说让正义通过正当程序在公众面前呈现了。这种公然藐视普通大众智力的作法表明威权体制已经无力跟上社会演变的节奏，而是站在了公众和社会的对立面。无数的网络跟帖和灌水可以证明这点。这种失去公众认同的体制是极度虚弱的。
如果追问虎照和杨佳案件的处置过程，我们还可以挖出更多的信息。这两个案件并不复杂，对于事件的大致过程和可能的结果公众会有个一般化的认知和期待。但是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案件，在幕后黑手的操控下，演变轨迹快速脱离公众认知框架，以其戏剧性和不可解释性颠覆了公众的期待，舆论一片哗然。这两个事件典型了反映了威权结构的麻木和傲慢。实际上，看似巨无霸的威权体制内部，因为意识形态枯死，在所谓集体领导制下权力结构相互纠结，以致无人真正愿意或有能力对体制负责，使得官僚和利益群体有机会把案件和体制强度套牢，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维护局部利益，体制本身成为冤大头。从这两个案件还可以看出，哪怕是一些“癣芥之疾”，威权体制也已经无法及时切割，进而整个体制都可能为之陪绑，从而造成致命威胁。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给威权体制带来了丝丝寒意。30年经济自由化进程释放了人们的创富能力，而经济发展也的确给威权结构换来了必须的政治现金流，可以藉此购买稳定和化解矛盾。这种威权结构+经济发展的模式甚至一度成为流行话语并成为官方旧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不过，2008年以来楼市萧条，股市低迷，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灰色景观取代了原来瑰丽的经济图景，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实体经济收缩也意味着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自从数月前企业界喊出冬天来了之后，经济下滑趋势来得比预期的更加生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意味着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难挨的冬天。根据政治合法性基于经济绩效这种流行话语的逻辑，那么经济的冬天也必然把威权体制带进政治的冬天。
除了经济绩效这种比较流行的话语体系，有些论者试图把中国威权体制的稳定部分的归因于精英阶层的保守社会心态。因为缺乏可以置信的衡量公众心理的数据，同时在威权体制下恐惧心态也客观上制约了自由表达，因此用保守社会心态来解释威权体制的延续说服力似乎有限。不过最近与李宇春和麻雀相关的两个新闻，却明确的表明了社会心理的变迁（参见拙文“玉米与麻雀”——载网易博客，2008年9月——编者注）。而最近毒奶粉事件引发的公共食品安全问题表明威权体制带来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这个类似“切尔诺贝利”的事件中，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那么麻木或者保守就不是选择，精英阶层社会心态加速变化，更多的人将在反抗威权体制带来的风险和不反抗带来的风险之间作出比较和抉择。毒奶粉事件已经引发了一场心理革命，有论者称之为“牛奶革命”。
除了控制资源，发展经济和以恐惧来塑造社会心理之外，威权体制这些年最在意的就是对政治空间的卡位和对组织资源的垄断，使得竞争性政治群体无法形成，更加无法进入公共视野。不过信息技术带来游戏规则的变化，如今的政治操作和政治竞争已经不依赖于原来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空间，一个民间主导的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已经可以影响很多公共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孙志刚事件瓮安事件等都是标本，正在演变中的毒奶粉事件也可以看见这种力量。民间主导的这种结构的存在也使得制度转型风险开始收敛。
分析到此处，也许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表面看改革开放30年，威权体制看上去风华正茂。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而河流中，公众认知，社会心理，经济形势和政治规则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威权体制这个泥足巨人已经无法跨过这条河流，将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威权体制的冬天已经来临，北京之春还远吗？
（2008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