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到了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海外曾有传闻说汪洋本来是被安排进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不过日后笔者所得到的十六届中委落选者的十人名单中并没有汪洋。而日后与汪洋一样在被“比选”的过程中虽然不能与习近平和李克强竞争，但好歹也还是进入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李源潮则百分之百是被从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差额到候补委员序列的。
笔者从内地记者朋友处得到的消息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曾庆红曾经在私底下对李源潮、刘延东、李铁林等“太子党”圈子的政治体己们检讨说：十六大召开之前没有先把源潮放在正省部位置上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误。
笔者上篇文章中开列的十六大中委落选者里，除了熊光楷、由喜贵及吴定富三人，其他七个人，包括李源潮在内，都是内定要在十六大之后晋升正省部级或者正大军区级的，其中李源潮内定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杨传堂内定晋升青海省委书记，李成玉内定接班河南省长，张文岳内定出任吉林省长，朱文泉内定接班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家瑞内定接任中联部长并事实上已经主持该部工作，张定发则是内定接替海军司令员职务。
而当时的曾庆红之所以没有赶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级岗位上的原因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已经被内定让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然后再等全国人大召开时让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应该是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让回良玉进京，同时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进京必须还需要一个“党内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就先向党代表们告之回良玉将要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把江苏省委书记职务让給李源潮来坐，所以当时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就同时有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长季允时和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
笔者前不久的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中共历届党代会安排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所谓的“标配”就是每个省市自治区的占两个名额，当然是党政一把手，每个大军区也是两个名额，分别为军政一把手，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原则上是每单位一个中央委员名额。少数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因为该自治区内有一个正省部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该自治区基本上每届党代会都会被分配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
如此说来，当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发到党代表们手中之后，一看江苏省委居然会有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党代表们自然就会把其中那个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副职的李源潮当成“另类”。
据说曾庆红在向李源潮、刘延东和李铁林等人“检讨”自己的“考虑不周”时还分析说：如果在十六大召开之前先把李源潮安排为江苏省代省长，就不会出“事故”了。意思是李源潮如果事先已经被安排为省级行政一把手，让当时的江苏省委只有回良玉和李源潮进入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党代表们就没有理由把差额名单从江苏省的候选人中找。
当时中组部参与十六大会议服务的一位人士分析说，更要命的是李源潮在十六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上被介绍的职务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一些不明就里的党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党代表们自然会非常不服气“凭什么你江苏省的省会一把手也占一个中委名额”？
当然，李源潮十六大上落选中委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他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命。
笔者对比之后发现，自邓小平时代提倡干部“四化”，并把干部“退休”当成制度执行之后，虽然也有中央候补委员被安排为省市自治党委一把手的情况发生，但都是发生在两届全国党代会之间而不是某届党代会刚刚开完之后。李源潮在十六大刚刚开完，刚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之后的第三天即被中组部要员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升任江苏省委书记，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而十六大召开之后曾庆红在内部检讨他本人在十六大召开之前“考虑不周”，以至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的“政治损失”，是因为曾庆红当时对李源潮寄以厚望，希望他李源潮在顺利当选十六届中委之后“理直气壮”地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在此位置上积累经济大省一个满届省委一把手的政治资历之后，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就不会召到党内反弹。
习近平接班之前外界在评论中共高层人事问题时，把胡锦涛那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简单划分成胡派和“江系”，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是“胡派”也就是所谓“团系”还是所谓“江系”或者说“太子党”之间，好几个人都是“跨系”交叉的。
仅拿李源潮和刘延东为例，外界只知道此二人都是“横跨‘太子党’和‘共青团’”，中共官媒也曾报道过刘延东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亲叔叔兼义父江上青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但很少有人注意过李源潮父亲与江泽民和“江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曾庆红父亲的关系。事实止，从他们父辈的所谓“派系归属”看，李源潮和刘延东一样，与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
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内部派系壁垒分明的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当时中共用枪杆子打下江山之后，内部权力分配就是严格按照战争年代的几大野战军系统论功行赏的规则，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是华东系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和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都是曾山的下属。
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领上海之后，曾山是接管上海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刘瑞龙则由曾山带进上海出任首届中共上海市委的秘书长。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先是被安排在江苏地方任职，一九五三年在曾山的推荐下进入上海，日后又高就上海市副市长。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如的李源潮，当年的李源潮确实不象当年的习近平，年纪轻轻即已经把“浪迹官场”－－好听的说法是“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当成自己的终身志向。
文革中李源潮也和当时的习近平、李克强等人一样，被安排离开城市下放劳动，李源潮比习近平和李克强稍微幸运的是没有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而是被安排到国营农场当了农场职务，这种安排在当时与“插队”相对应，是为“插场”。
“插场”的日子当然比“插队”好过，但当时的“农场职工”虽然不是所谓的“农村户口”，但农场职工户口也和城市户口不是一回事。
“插场”期间，李源潮有幸又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二年被安排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
当时的相关规定是，无论你之前是农村户口还是农场户口，只要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校后即会成为“国家干部”，分配到哪里就会得到哪里的“城市户口”，是谓“进城”或者“回城”。
李源潮在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两年后于一九七四年“回城”，成为上海市南昌中学教师，一年后又调任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业专科学校教师。
一九七七恢复高考时，习近平仍然在清华大学继续他的“工农兵学员”历程，而李源潮则凭自己的本事参加全国高考，顺利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七七级数学专业学习。因为其过硬的红色背景和中共党员身份，进校不久李源潮即被安排为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
复旦毕业时，李源潮的志向还是数学家，被留校进入管理系当助教，但就是因为他的红色背景和党员身份，还是被要求同时兼任校团委副书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整团建团”工作过程中，李源潮的被“发现”比当时在甘肃的胡锦涛晚一年左右，胡锦涛一九八二年进入团中央，而李源潮被安排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三级跳，居然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同一年里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