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高伐林/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化险为夷”呢?杨继绳在2007年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chinesenewsnet.com)

(续前)“安全守则”经验谈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没有勇气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勇气又是不够的。多维社记者问:你们自己内部,对敏感文章要进行讨论,也评估过风险?——个人的风险和刊物的风险……(

 


《多维月刊》2008年11月号刊登多篇独家内幕报导。

  杨继绳说:那当然。几个副社长都要看,都要讨论,都要评估。不过,我们评估的是对于杂志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基本上不用考虑。近年来当局控制媒体的方式方法比过去还是聪明了、进步了:书出了问题,只处理出版社;杂志出了问题,只处理杂志——黄牌警告,停业整顿,换人,扣发书号,停刊等等。他们打压和查封报刊本来是因为政治问题,也说你是出了经济问题:卖书号啊,超越了出版权限啊。(

  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化险为夷”呢?杨继绳在2007年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更危险。他举例说,《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过去50年当局奉行的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而《21世纪环球报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



  杨继绳列举的低级错误还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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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杂志被视作测试中国言论开放程度的风向标。该杂志集结了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这一批“人力资源”是该刊有惊无险的重要保障。

  杨继绳介绍的第二条

安全规则是,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这一条,恐怕《炎黄春秋》得天独厚:创办者与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在网站上列出名单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纪云、胡启立、朱厚泽这样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及其后代,还有中共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各个山头的“大腕”,所持观点有“左”有“右”,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这么多有学识、有眼界、有经验的顾问和核心作者?


  尽管杨继绳讲得有理有据,但是包括他在内,《炎黄春秋》几位副社长多未能做到安全过关:杨继绳的书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基本上不能在国内出版;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吴思几乎每一本书都被当局禁止发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潜规则》。但“潜规则”这一概念由于其新颖和准确而深入人心,《炎黄春秋》主办者就是凭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与宣传主管部门进行博弈,总算在当局容忍度的边缘保持了平衡。


  杨继绳归纳的最关键原因是:《炎黄春秋》多年来积累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这家杂志,都要顾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闻与历史,必须贯串“真”字


  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读高中时,经历过“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大饥荒,父亲被活活饿死,凄惨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脑际。


杨继绳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他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当年的所谓“统计”得出的饿死人口数字,是大大低估了实际死亡数字。

  虽然他从小爱写作,作文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但1960年考大学时,却阴差阳错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不过,正待毕业时赶上“文革”,新华社要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干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却从新闻转到了历史。杨继绳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一脉相通,历史就是昨日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与历史,都必须贯串一个“真”字。他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写作又总是萦绕让掌权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话题,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不满,先后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最高信条。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那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他对多维社记者谈到很多采访过的人与事,我们将在今后陆续介绍。(《多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