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被拆迁户向强拆者投击燃烧瓶
（作者按：2009年是我人生道路与思想立场的一次重要的转折。那年七月，我因为在海外网站发表了《悼刘宾雁》等几篇文章，引发云南省安全局到我工作的大学政治审查，最后学院党委以“不热爱祖国、不热爱社会主义”否决了对我的正式录用，我被迫失去工作，辗转到京漂泊。困苦不堪的日子，写下了这篇文字，只是在几个朋友中流传，现在第一次一字不改的拿出来发表，主要是给观察当代思潮流变的人留下一个小小的注脚：我们这些曾经的自由知识青年，是如何走向彻底的反对的，是如何告别改良走向革命的。七年前的文字不免肤浅，但思考却是是真诚的、热烈的，也许这样的文字，算得上当代青年思想变迁中的一朵小浪花。）
继上海的拆迁户投掷燃烧瓶后，成都的拆迁户又决绝自焚。近段时间以来，面对恶政的暴力袭击，民众的反抗正朝着越来越激烈的方向发展。我以为这是社会朝着“燃点”在迈进的信号，对于反抗者个人当然是悲剧，他们成了这个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下牺牲品。但是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认知和良性发展来讲，可能会有极大的警醒作用:普通的民众正以暴烈的方式对恶政进行合理的抵抗。权益受到戕害的公民没有任何的依傍，社会没有起码的法律救济，没有基本的社团呵护，原子似的个人面对这样的恶政侵害，只有赤身裸体的殉身反抗。无论当局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自辩，它必定将被民众的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样牺牲的血肯定不会白流。正如孙志刚用他的死终结了一个恶政条例，接下来的中国，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公民殉身成仁来唤醒沉睡的体制。但我相信，即使孙志刚之死成为个案，即使这样的个案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越来越多，强大的恶政集团在这样的个案面前也不会妥协，因为它的反动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放弃强大的既得利益，那是它的底线或者生命线。它的嗜血本性和暴力本质决定了它对民众和社会的牺牲会视若无睹，所以，除非有大面积的反抗，恶政集团是不会做出任何制度的变革，因为变革就意味着它的末路。
然而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反抗的，因为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社会土壤，尽管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并且逼得当局不断处于守势，但是在GDP维持着表面的繁荣，经济的基本面和民众的生活在暂时可以忍耐的情况下，一切的个案也最终还是个案，是局部性的原子似的鞭炮般炸响，还不可能有制度变迁的诱因产生，星星之火暂时无法燎原。
新疆事件发生后，政法大学邓文初博士的博客遭到围剿，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在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任何的局部反抗都是几乎无效的，我们汉民族已经没有血性集体阳痿了，而有强大信念的维族群众却敢于揭竿而起。尽管我认为维族的行动有过于嗜血的一面，但邓兄的观点我是基本赞同的。因为我认为他的言论是对当下的知识界的当头棒喝，是对已经钝化和长期与民众隔膜、逐渐被利益集团收买、长期采取绥靖主义的知识界的少有的清醒之声——而这，也是我要写这篇文字的主要原因。
自上世纪末知识界发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后，自由主义的声音得到广泛的传播，尽管时时受到压制，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稍有头脑的人心里，特别是青年人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一时之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李慎之、秦晖、朱学勤、刘军宁等得到热烈追捧。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出身于底层的民间思想者，我也是受惠于他们的启蒙。但是十多年过去了，现如今，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脆弱，遑不论其内部一直争议不断，学理纠葛，从未停歇。而是今天的自由主义在面对日益肆虐的恶政面前显得那么的无力，它开不出任何针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有效药方，自由知识界满足于自我吟唱而没有实际行动，民众巨大的悲痛哀怨只换来同情的叹息，套用朱学勤的话，“书斋里的革命”还是在书斋，这，只可能是小圈子的游戏和“茶杯里的风波”，予大势无补。自由主义的这种恶性发展，一方面源于其本身的温和理性同时软弱无力的秉性，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其身处的烈性土壤——中国向来就是一个统治集团依靠暴力说话的国度，专制基础之深厚，冠绝群球，身处这样的土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秀才遇到兵，除了被动挨打，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这是自由主义的悲剧，这种悲剧决定了我们看不到中国可以通过渐进民主的方式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制度转型那种“不流血的革命”的未来。我们只看到民众在这样的恶政面前依靠本能和充满血性的的反抗，如上海公民的燃烧瓶和孙中界的断指，以及未来某个偶然性事件点燃的大规模集体反抗导致的流血的革命，这种流血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几千年来的历史基因，无论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怎样声嘶力竭呐喊、鼓吹，我相信是很难改变的。这不仅是“此路不通”的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我们总是难以逃脱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统治集团从来是顽固愚昧，死不让步。直到大规模的暴动崛起，血流成河，予与汝皆亡的那一天到来。
从上世纪初“告别革命论”甚嚣尘上以来，对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的反思，对枪杆子出政权继而出暴君的恐惧，对革命和乌合之众的排斥成为自由知识界的主流之声。然而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产物，更不以秉持温和立场的自由主义者的良苦用心为转移。今天的中国，已经滑入火山迸发口的边缘，民众的本能力量早已不屑于知识界的苦口婆心，他们要吃饭，他们要房子，他们要基本的生存权和生活权，他们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和起码的公平，为了捍卫这一切，他们不惜流血，看看杨佳直奔专政机关的“风萧萧兮上海寒”那一去不复返的决绝吧；看看湖北石首的底层民众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时那种冲锋陷阵吧；看看上海公民在楼层装置燃烧弹做振臂一投的勇猛吧。面对这样果敢的行动画面，自由知识分子们躲在书斋里幻想领导民众走向宪政民主之路充当思想导师的期望还不破产吗？
到了自由知识界反省的时候了。恶政集团从来不惮于“书斋里的革命”，不惮于集体的公车上书和书生论政，几本书籍和几篇“反动”言论在它们看来不过是毛毛细雨，湿不了身更伤不了筋，在又一轮国进民退之后，他们早已胜券在握成竹在胸窃喜狂欢了：那么庞大的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资产在我们手中拽着呢，那么强大的专政机器武装警察在我们手中握着呢，那么稳固的核心利益集团越来越板结越来越忠诚呢，你想跟我们玩？！
可是真的不玩吗？真的是“奋斗找死不奋斗等死”吗？真的是一个死结一个历史性的死结吗？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零和游戏结局吗？不，不可能如此，除非中国有良知的人都灭绝，除非人性和自由的种子在这个土地上不再生长！但是破解之道在哪里？突围之处何在？思来想去，无它，唯有反抗，唯有行动，或者说：革命。
时至今日，革命应该获得正名。它在任何一个民众权利被剥夺的时代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反抗，革命，哪怕是暴力的，血腥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都是正义的，暴力造成的灾难后果不应该算在反抗者头上，那是施害者的侵害者造成的，起义即使失败，起义本身却值得赞扬，娜拉出走是当然的，没有出走，怎会有未来新家庭新秩序重建的可能？人类的历史就是民众的反抗推动着往前走的历史。
革命并不必然迎来又一个拿破仑或者毛泽东，不革命必死是当然，可革命之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那么，什么是今天的革命？在我看来：革命就是行动，直接的行动，针对恶政和任何不公的反抗行动。所有的直接行动在今天的中国都可以称之为革命，无论是集体的广场“散步”，还是街头堵路示威，只要走出家门，走出书斋，走上街头，走向广场，都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逐渐遏制恶政集团的贪婪魔爪，才能逐渐改变利益集团日益板结的版图，只有真实的行动，才有博弈的能力，只有集体的力量，才有谈判的砝码，只有不怕坐牢不怕流血的向恶政勇敢的说不才能迫使恶政集团走到谈判桌前。翻开中国历史，任何强势的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向民众妥协，看看戊戌变法，看看之后的皇族内阁，看看邓小平对付西单民主墙和89学运就清楚了。
所以，今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到了抛弃对恶政的任何幻想的时候了，到了告别“告别革命”的时候了，到了告别自我麻醉的自由主义的精神鸦片的时候了，到了告别等待恶政集团良心发现进行宪政改革的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象时候了。到了走入民间、与受苦受难的民众承担痛苦并奋起反抗的时候了，到了与各阶层联合起来向恶政说不的时候了，如果还一位沉醉于自我营造的“渐进民主”的美梦，只能是等着被收编，被赎买，被招安，这样的知识界，已经不配称为有良知的知识界了。
如果今日的知识界仍然继续成为貌似温和正义的精英分子自甘堕落的表演场，继续以自由主义的面目游走于当局与民众之间，自以为得计而两面不是人，那么，我决心与这样的知识界切割。我决心告别书斋，重返民间，去寻找我真正的同道，哪怕他们粗糙不堪、文化不足，泥沙俱下，但是他们更有力量，更有担当，更有希望赢回属于公民的自尊和权利，更有可能改变通往自由的未来航道。
这，就是一个青年人写给他曾经仰慕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