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政治参与与公共表达，有极大的限制，他们没法使用高端武器，只能用共党历史提供给他的。例如毛的文革。打着皇帝旗号反贪官。 例如文革造反派，他们滋滋怀念于当年毛特许的放纵，说是真正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我说不是。他们说，那只有那样的机会。
一种混乱的抵抗，使用了对方阵营的武器，当做自己的。如果说这个很低级的话，其实右派也很低级，胡耀邦也是对方阵营的，右派一定说成自己的。五十步笑百步。
为什么民国宪政一定要给毛主义预留“电缆接口”。 在政治运动中，只会利用合适的方便在手的旗号，以便在短时间内形成共识。这个工具的危害只能以后再说。一般而言，除非事先有充分的机会和自由交流，否则找来的旗号符号都是这样有害的。如以皇帝反贪官。以朱镕基的圣旨来抗税。还有一个问题，理性认识也没法在政治运动中使用，因为这是道理，而不是政治神话或者历史符号。另外，底层运动会吸引边缘知识分子参加，而边缘知识分子最仇恨的恐怕不是共党，更可能是理中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取而代之。毛即使49后掌权后，还是恨民国知识分子，尤其北大的。
原初意义上，政治与权威的含义是“生长”或“增值”。因此秩序至少要保障可维持性，才能进一步谋求“生长”或“增值”。之前中共试图以相对主义来为自己的特色，在世界文明秩序获得一席之地，后有了钱财大气粗，就开始想以中国模式反过来主导扭转世界文明秩序，因此否认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诚然，人类不仅仅包括文明人，也包括野蛮人，坏人，恶人，怪胎，但是后者不能成为人的“范式”，变好是最基本的要求。土匪强盗有了钱，穿上绅士礼服，假装文质彬彬，也要求贵族承认，并且也会要求领导主导贵族秩序。古人说，不怕流氓会武功，就怕流氓有文化。和中国模式和《环球时报》争论，要求他们承认西方普世价值，脱去强盗土匪本性重生做一个真正的贵族，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默认了他们会维持得下去并且能变好，“生长”或“增值”的，只要不否定这一点，任何反驳都是苍白无力的，反而为他们所利用的。八九之后，中共成功利用了西方文明世界和中国人对它变好的期待，本来应该奔溃的格局被扭转为可以可以维持，从发展经济分赃到后来的维稳，同时释放中国梦。在这个意义上，章家敦的《中国奔溃论》是掘墓挖根的，把妖魔的原型钉住，不管后来怎么幻术，原型就定在那里。八九后改革是僵尸化妆术，湘西赶鬼术，改革派是大小妖魔鬼怪，只要坚持中共可维持或者可以改良变好，立即变为大小妖魔鬼怪。
中国改革倒在血泊中二十五年后，改革派才死。这过程靠啥强心剂或者巴金式活？
2006年，我三十一岁，看到改革像个僵尸一样站着，于是伸手揭开面具，一股尸臭就散发出来，满布华林。我靠，死啦早就死啦。死啦死啦的。
1989就相当于东欧的1968，仔细读一下哈维尔米奇尼克，1968年后改革就死了，捷克副总理西奥说，改革派是骂人的话，他们骂人就是说，日，你是改革派，你全家都是改革派。
1968到1989东欧垮，一共二十一年。1989到今天已经二十六年。东欧68年后不提改革，二十一年就搞完。89后继续改革不是要210年还不行?
王俊秀和我搞了一个后改革网，提出后改革时代，玩了几年，就我们两个东北二人转。后来干脆后改革都不提了。
“改革已死”的学说，作用与《中国奔溃论》相同，揭开改革僵尸和发展的真面目。针锋相对，釜底抽薪，否定骗子的根本前提，才能使骗子破产，否则就是骗子的围观观众，为骗子营造了人气从而可以行骗。
致力于政治立场言说的，眼睛是可以看清这个中共统治的世界，唯一看不清的，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起的作用，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过个脑子发酵一遍，因此嘴巴成了哈哈镜。明明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把自己幻想成主教练。明明是专栏作家，却把自己幻想成政治局常委。
自带干粮五毛这个就像一个少妇，要和家暴的老公离婚，但找不到新的男人做娜拉出走。但同时又为自己没勇气出走苟安辩护，于是就要为家暴老公辩护。为党国如此辩护，本质上仅仅是为自己辩护，免去难堪。实际上不爱党。习近平说，无一个是男儿。
八九后，意识形态战争其实是假装稳定的样子，其实内部已经毫无庇护与服从的内容。
八九后，就政治反对立场之形成，已经是全民性的。开枪造成中共与人民之间的敌我之分，虚假的共同体裂成对立的双方，而八九时几乎整个民族都站在广场一边，开枪坦克定型了敌我之分。八九后，中共统治以要求民众不反对不行动为标准，闷声发大财，闷声搞家庭幸福，以政治白色恐怖来维持整体大局稳定，以分赃安慰躁动的群体。固然政治反对没有说出口，但已经整体地在心理，也就是此时已经是革命无门的革命心理了。八九后的改革派，市场推动，公民社会都是带着改革帽子的革命派，其意图在于积攒实力再来一次八九，这是原初目的，也许在潜伏的过程有着那种扭曲变形乃至投降，但是八九之后敌我之分民间政治反对的底色是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没有办法颠覆这个地基。所以如今的政治反对，强迫政治反对从心底奔到口头，仅仅是一种总体性的回归，并不是把人们从改革立场跳跃到革命立场，而是把改革立场背后的革命性恢复起来显示出来暴露出来。相当于被泥土覆盖的纪念碑挖出来。本来就有的恢复起来，并不是从改革立场进化到革命立场。说当下到了革命时刻，是严重滞后，早就是了。所以政治反对的言说，以必要性和启蒙的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不通世事的。就像一个被家暴的少妇，在没找到新的男人作为出路的时候，是不会娜拉出走的。
党内言论自由
从49后言论管制的松紧程度来看，所谓的言论自由追求，只能作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有机组成才是成立的，也就是具有党内性。从毛的百花齐放阳谋，到文革的“政治自由”，再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市场经济和网络时期，无不如此。市场经济与网络时期的党内性，更多体现为央地矛盾。也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党内言论自由，是服从于党的领导方向的。党内言论自由，与民间的言论自由，过去普遍认为是遵循“党内先自由起来，再带动民间的”，具有正相关性。与市场经济管制的松紧一样，民间同样认为具有正相关性，与党内民主一样，民间同样认为具有正相关性。这就是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共同富裕模式。市场经济仅仅是中共专制统治延续的基础。党内民主如休谟所提醒，是党外奴隶们的灾难。休谟说，国内统治和准统治阶层构成的大多数人的民主，对国内奴隶和外族来说，是更大的不幸和灾难。就奴隶解放而言，专制国家更容易，而民主国家更难。党内民主和全民民主的正相关性，取决于奴隶把自己想象为奴隶主或者准奴隶主的幻觉，也就是把自己当做了赵国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没有造成共同富裕，而且是贫富分化历史上最严重，也就是具有最严重的负相关性。我在此不敢断言党内言论自由与民间自由自由之间，具有最严重的负相关性。但微博时期公知的言论自由和转世党的言论自由，至少就像贫富分化的两极。党内言论自由能否带动民间言论自由，这具有极大的偶然和不确定性，此前的正相关性只能说成是自欺欺人。
有正相关性幻觉的，就是林语堂所言之奴隶做奴隶主所想。早先希望之声田溪采访问我说，某某党文件是不是限制了言论自由，我先是嘿嘿嘿冷笑几声，然后说，这要区分官方媒体和不是官方的民间媒体，例如自媒体，官方媒体并不是新闻机构，而是宣传机构，是党的狗，自然有责任义务按照党的意思汪汪叫，不然就别吃党的饭。民主国家，照样区分党媒和新闻机构，例如民进党就有党媒《自由时报》。把官方媒体当做新闻机构，是改革时代的错乱，好像猴子沐冠就不是猴子了，就是人了，只能说猴子太多了，人太少了，以至于猴子把自己当人了。
南周事件南方报业大楼内外的两种人，遭遇与下场不同，就是负相关性的鲜活例证。
可是南周事件特别清晰地画出一条线，报社内外就是体制内外，二者之间的鸿沟断裂比我们魔幻现实主义的认为是一伙的，要真实，断裂鸿沟是真实的，而一伙的只是在酒桌上的。当所谓的社会新事物的生长，例如互联网足够政治分量，中共要追上来加以体制化时，我多年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放弃的好，一个为了民间主体性，另外一个当中共要加以体制化的社会新事物，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对抗或者隐形对抗保持存在，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还有一个这一些社会新事物的也担心我们在场带来敏感，给中共借口，也有排斥性，我们不在场比在场更好。还有一个我们用道义资源为这么多社会新事物背书，他们交过税没有，分享过物质资源没有，反而觉得我们要靠他们一样，例如民运分子就打扮为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地依靠知识界和传媒。就像古代的美女，凡是被中共成功体制化强奸的，我们就抛弃，例如八九后的高校，例如大陆化的香港，通过抛弃他们才能造成他们抵抗体制化的需求越大，以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断后路，才能迫使他们背水一战。要是还和他们站在一起，南周事件中南方报社的人，对街头的声援的驱赶担心之心，就会暴露，而且他们也变得更加自大，担心并且自大着。
姑且如那一些自以为赵国人的，力挺任志强的傻逼那样，认为具有正相关性，将错就错，那么民间的言论自由，只会永远被弹压在最边缘的角落。刘晓波获得和平奖，社会上没多少人知晓。而且也不能转换为行动，一旦行动就被镇压。而且官方媒体和社会主流，会把民间的，打扮为边缘的，病态的，少数人的，不代表主流民意，然后容忍以言论自由，随便说，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几年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维稳管控是，言论不入罪，交宣传部门删帖删号，而上街和组党要抓。没有行动，永远没法翻身。一旦允许言论宣泄，而行动严控，一手软，一手硬，就会把大多数不满怨气的人，再次稳定。
我把支持党内民主的，支持党内言论自由的，叫做白色五毛。拿着中共提供的合法性，进行启蒙，进行维权，进行抵抗的，都有五毛成分在，这是政治原罪，世间没有一个义人。红色五毛和白色五毛都基于必要（需）性而支持主张某种红色白色的政治立场，即使披上世界性或者普世价值的外衣。也就是从此地此时当下的政治情势出发，匍匐蠕动，并且把蠕动性当做真理标准，自我为义:我们必须支持在党的领导下或者不触动党的领导下推动改革，其他路不行，激进民粹，会导致改革后退或者停滞，或者乱大谋引起党体制的弹压。这种言说，在六四之后呈现自我辩护和改革教信仰姿势，因为六四作为改革之死，使其只能是“中国梦”，至于其所推动，能否达到效果，或者真的能否碎步前进，就放任不管，其主体性与改革之宪政目标之间，已经是最大虚无地带，如同一场“中国梦”。以至于是否推动改革已经无足轻重，而是否维护既得利益格局是首要的，先维护好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利的大好局面，再来谈其他的，改革派结果只能是，首先是保皇派保党派准宗社党人，也就是是否赵国人的问题。我把他们命名为白色五毛，白色是因为他们也许真的想要宪政，五毛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干维稳的活，小骂大帮忙。
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和2009年的老干部公车上书分裂之后，我就不遗余力把零八宪章往民间拖，把改革派党内民主派往共党身上推，做好割席断绝的工作，藕断丝也切断。
不管是白色五毛，还是红色五毛，其思维方式都是基于必要性，基于实然形成的政治信仰，也就是说现实约束性的认知及其扩张。是自下而上的。而民间主体性不同，是自上而下的。首先我们把自己当做国家已经正常的人，然后提出要求寻找策略，也就是是为了成为正常人而治病吃药的，而不是像改革派党内民主派这样，住院久了连病能治病吃药的病人身份也可以很骄傲，把不能治病吃药的病人比下去。这是一种被治病吃药的必要性攫取的生存方式。正常人治病吃药，如果这种方法不行，就会考虑另外一种，改革派党内民主派会非此药非此医生不可，还要强迫其他人也要如此，精神病人的特征比较明显。
改革派就像一个青楼女子在恩客们的交易中寻觅忠贞爱情，转变为良家女子，在她看来，交易越多，找到忠贞爱情的可能性会越大，看起来会越像良家妇女。“
改革派的逻辑是越卖淫越贞洁，因为预定了一个《大话西游》般的爱情拯救者，在卖淫的过程中出现。政改一定会实现，就是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国际歌》的改革派版本:如果你们民众把自己当做待富者，把地狱血海当做去天堂的过程，那么天堂一定在，在地狱十九层。
97.98年在福州晓风书屋看《公共论丛》中汪丁丁的文章《自由秩序的拓展》，讲市场之平等自由之社会立宪，如何推展，最后及于政治体制。这篇文章我一直记得主旨，后来维权运动伊始，我就有了感受和判断，社会之自我立宪，自我保护恢复自组织之能力是可能的，但是及于政改是不可能。这个文章后来经过读施密特对哈耶克的启发后，就进一步确认不可能及于政改。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经济对政改的推动作用，很容易被推掉镇压为社会情绪，没有效果。98年法学界的宪法司法化讨论，也有这个目的，但还是破产。几乎从社会中涌出，试图改造政治的，反而被改造，王岐山，刘亚洲之流是活生生的例子，四五一代已经被吞噬。改革所预设的两大进步信仰支柱，一个是经济自由带动政治自由，一个是中产阶级主导论，都像婊子修牌坊一样骗人。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和去毛化来推动政改，这种妄想只有在广场革命爆发才会破产。政治体制是否刚性，这个天问也问了几十年了吧，还再问，不是有病吗。
初入中国公共舆论场时，是看到主流思想基于社会主义乌托邦工程的受迫害体验而强迫人们从唯理主义变为经验主义，只是我一直怀疑，在中共敌基督强大无比的窒息力，污染力统治下的经验事实，到底有多大的生长力，能长成擎天巨树吗，还有难道中共专制的病毒不会侵蚀吗。于市场经济的经验主义，所形成的中产阶级主导论和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等经验主义“很魔幻”，例如维权运动也能法西斯化，像浦案等言论自由运动也很魔幻，差不多就是道士和尚在微博微信上念经，然后每个道士都以为自己得道了，每个和尚都以为自己成菩萨了。总之在中国，基于中共统治下产生和容忍持续性的经验性事物，提升一寸产生的经验主义，都是自由渴望激情的投射，既然是投射，就像泥胎与神性之间，其实是没法相互作用的。对我来说，每一种中国产生的经验主义都是魔幻现实主义，没有一种例外，我就有卡夫卡的恐惧。所以我做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话题议题之后，一到时间就开始准备抛弃，例如维权，例如改革已死，还没有坚固就开始烟消云散。这么一来，本质上我从来没有站在经验主义这个支点上，是个唯理主义者，是个乌托邦工程设计师，只是从历史经验出发，当乌托邦工程施加于现实时，其手段必须符合目的，对手段的符合目的性审查是首要和前提。其实是不是唯理主义者，是不是乌托邦工程师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手段与程序正当与否，是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是无关紧要的，是不是毛粉是无关紧要的，手段与程序正当，信什么的都是好人，手段与程序不正当的，信自由主义或基督真理的一样是坏蛋。
可能说自由激情的投射与被投射物之间，也未必如泥胎与神性之间毫无互动性，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与共党沾边厉害的，就白投射，与共党比较远的，属于社会的，被轻微度污染但具有自身净化能力的，例如互联网（应该有吧，也许有），是可以投射并且互相促进生长。
我的看法还是民间主体性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曾几时，我们认为民营企业是我们民间的，认为网络公司是我们民间的，认为都市报是我们的。致力于政治立场言说的，眼睛是可以看清这个中共统治的世界，唯一看不清的，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起的作用，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过个脑子发酵一遍，因此嘴巴成了哈哈镜。明明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把自己幻想成主教练。明明是专栏作家，却把自己幻想成政治局常委。
没法改革，更没法革命，好吧，那我们还是希望改革碎步前进。这里的“改革”已经内化到个人立场，私人性，碎步前进不过是用来支撑改革信心的证据。只分析问题，呈现问题，只批判，只解释世界，就是改革已死，目标已经渺然，一种退守的决断:我们只能这样了。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破产，然而替代方案却无法共识，专家们只分析问题，呈现问题，只解释世界，却不肯对替代方案形成决断，付诸于实施，也就是不肯行动，不敢改造世界。从解释世界跳到改造世界，这是一次鲤鱼跃龙门。八九后所谓的保守主义取向，就是从公共的政治问题退到私人化内在化超越化，拒绝行动，书斋里面闹革命，留待将来的弥赛亚主义救赎。这种保守主义要求总体方案，因为总体方案不可实行试错，所以只能将多元，破碎的行动关闭在书斋的门外，看不见听不到，就不会影响总体性。既然决断跳到行动，那么就拒绝总体方案作为起点和要求，就以多元的主义和破碎的权利框架作为起点和要求，就有勇气试错了，行动吧，反正又不是全局的总体的。这就是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把总体方案搁置在外头或者屋顶之上，先行动再说。最后总会百川归海，三花聚顶，归于宪法和宪政的总体性。把总体方案搁置在外头，却逐渐成型总体方案。
民国当归
既然把自己作为民国派，不参与现实思想路线斗争，而是以民国的眼看毛，那么就可以站在未来民国宪政复兴的角度，来看那一些在当下的，可以延伸到民国宪政那里，需要预备一个电缆接口。如果想要把我的思路，当做中共统治下中国转型的思考，或者政治思想路线斗争，对不起，烧香找错坟头了。我的预设，共党垮之前，什么转型方案都是空中楼阁。
何谓帝国，帝国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意味的秩序的永久性，而对秩序的反抗和革命，也会成为秩序本身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就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手。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农民起义总是被帝国吸纳，成为王朝更替的力量，这是辛亥革命努力超越太平天国起义所终结的。王朝更替的力量，总是皇帝与底层农民的联盟，起义寻找新皇帝，以对付和更新旧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是旧王朝末期皇帝站在民众一边对付官僚豪强反腐败的延续。中共极权主义有着帝国性，它以毛泽东文革作为范式，元首和领袖站在民众一边，以对付或者遏制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因此对中共在49后关在沦陷区笼子里面的民众和底层知识分子来说，由大陆这块土地爆发的革命和革命性运动，都可以吸纳进去，也就是中共以国家名义垄断了革命。因此改革到革命范式，都在中共统治之下，也只能体现为中共帝国化之下王朝政治的更替，体现为中共领袖如毛泽东习近平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矛盾。如此毛泽东习近平就能和中共切割，好多年来，我看到左右翼都有拿起切割的手术刀，左翼认为毛是好的，中共是坏的，右翼认为毛是坏的，中共是可以变好的（改良）的。
简单粗暴的说，沦陷在改革到革命范式，或者从改革已死推到革命当立，是帮助了中共的帝国性，是延续了中共统治。正如耶稣的政治方案对奋锐党人和法利赛人也如是判定。出路在于模仿耶稣的政治方案，从维权运动的“搁置党委闹革命”到民国当归的“预设一个没有中共的民国”，从改革到革命，跳到维权到民国，再从维权与中共纠缠不清的合法性暧昧跳出，跳到民国。对于敌基督历史终结的罗马帝国之下的造反起义者，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承认罗马帝国是自由秩序，他们不外乎要求加入罗马秩序，解放获得公民权，这是以法权形式公民权获得的自由和幸福之路，而犹太人的起义和基督徒抗争，同样具有这个公民权的世俗维度，但经过耶稣，同时允诺了超越罗马帝国秩序的彼岸国度，因此罗马帝国预定被战胜。斯巴达克斯起义是一次关系重建，但可以吸纳入罗马帝国秩序，而基督徒的抗争在世俗层面可以吸纳，最后还真的与帝国和解了，但在精神层面的关系重建，即使罗马帝国秩序瓦解，教会秩序还能长存。基督徒是真正的革命者，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所说，古代世间没有革命，而只有基督新纪元后才有。而斯巴达克斯只能算造反叛乱者。布鲁斯.阿克曼在《自由革命的未来》中所说，革命要打破过去的沉沦沦陷与错误，在当下打破过去和当下对我们双眼的蒙蔽，去创造新的开始。通过一群动员起来的，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参与者集体行动，对生活的既有统治原则和实践进行改造，实现这一些参与者认可的新的生活真理和实践的范式，赋予这些新范式以中心原则性权重，并据以重新组织群体生活。这里的革命者要求高度的主体性和行动，而不仅仅是立场与旧秩序中的身份建构。后者因为缺乏主体性与行动，或者只能由统治者垄断，就会有立场与行动断裂的问题，不需要现实生活自由幸福条件的改善，只需要立场和灵魂的闹革命就行，德国法西斯在接过魏玛民国主权之后，就是这么干的，社会关系和外在条件的变化按照原有轨迹，只对德国人发动立场和灵魂的革命，给予和榨取攫取无限可能的希望和念力，但外在行动依旧，发展经济到大国崛起再到发动战争。中共的帝国化和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内在的革命化是很好吸纳的，只要不行动就行，吸纳在元首的位格里面，再次变为整个统治集团的合法性维持机制，或者对外扩张以转移内部矛盾就行，或者在内部指定敌人找出“犹太人”:一小撮可以牺牲掉的权贵富豪。没有行动，改良和革命立场都是帮凶，除非上升到民国立场来自我救赎。
体制内和边缘批判共党的历史身位，相当于汪精卫怀着崇高理想与日本共和并反对。汪精卫集团的，当然觉得自己崇高，自我感动。正如批判者觉得民间没力量一样，汪精卫认为抵抗日本必亡。
西方国家文明的植入，有着好的渴望和不好的被压制被欺负的惨痛记忆，亦神亦魔，是拯救者同时可能变脸为压迫者。这是正视事实的看法。所以需要一层过滤机制，把好的放大，把坏的压缩。而坏的被急剧放大，正是由于国内专制，晚清和当代大陆的国际商业殖民统治危害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宪政机制通过民意的理由可以遏制坏的层面扩大。全球化和西方文明注入民国，经过民国宪政的过滤，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全球化和西方文明以民国性面具出现，成为民国政治的“第三方”，这样阻挡的力量会大大减小。多一层面具，是不是如摩西在西奈山见命运之神上帝时需要用帕子遮着脸。正如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民主化历史现实，国际地缘政治施加于国内形成的内战，是我们的命运，因此也需要反过来遏制命运之偶然性。全球化和西方文明以民国性面具出现，那么直接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是民国，民国才是我们需要效忠的，民国国体崇拜就成了“唯一真神”。打个比喻，其实美国独立战争是英国和法国的战争，美国军队就是打擦边球的，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就是美国军队为主力打赢的。就像上帝派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就是唯一的中保，真理，道路。如今西方世界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和方式完完全全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因此也需要民国宪政的过滤，才能避免扭曲，也需要民国宪政把西方大国控制中国的危险予以分化瓦解。让西方文明和全球化仅仅成为民国的“第三方势力”，而不是命运主宰者，这需要重新展开民国内战性，让他们在内战方的边上，再次站队，到底是哪一方的。对于新冷战之前的西方世界而言，已经被中共释放出来的心魔敌基督文化所全面侵蚀，放弃文明底线，全力利用中共统治释放国际商业殖民统治的魔鬼，而他们自己也沉沦到魔鬼的边缘，成为整个世界文明进程和自己进一步文明的阻挡者。民国内战性的恢复，把他们放在善恶两边天平上，放在内战图景中，他们就要做出决断，到底应该站在那一边，自己应不应该继续沉沦和继续阻挡自己。因为中共的侵蚀全球，全球的历史抉择也好像必须放在民国内战性上。大陆民主化乃是人类文明与邪恶的最后一个关键战役，剩下的历史就终结了。
内战就是命运。既然被内战的规定性攫取，被沦陷区沦陷成斯德哥尔摩症患者，被社会主义和共党统治塞壬歌声变为大陆猪，那么解铃还需“系铃”那层次的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必须在民国和49秩序，民国和毛泽东崇拜的冲突张力场中大作文章，在国共两党去内战性之后，恢复内战性，把各方包括国共之外的民进党，以及大陆民运力量，乃至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放在民国内战到再次内战的棋盘里，才能摆出有出路的棋路，才能看清目前国共和解之路，能否走通。按照基督教的语言，就是回到终末审判的视野里，来审视当下的和平与战争，来寻找新的和平可能。民国当归就是恢复内战性以去内战，即使发生暴力战争，也许是终止内战局面的，一统宇内为联邦制的。相对于当下和平转型来说，恢复内战性，让本来立场与行动分离，行动被剥夺而立场被迫无限空洞扩张的，激进扭曲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其扩张性激进扭曲立场足以获得表达空间，而行动的有限性照旧就没关系。从改革到革命，再到民国，反正是灵魂内部的革命，立场上革命，再为激烈无限，还仅仅是立场问题，不至于转化为行动或者立即要求当下就行动，也就是可以安抚入另外一个无限可能的星空轨道。有了如此，急迫于行动的人们，就会不再焦虑于行动的有限性，而把努力的方向再次回归到立场的升级，例如海外民运就升级到民运立场，很大一部分升级到民国立场，不会因为行动无能而叛回专制的怀抱。
记得98年左右之争之初有个核心议题是自由主义会不会变为或支持法西斯主义。这个议题旋即被身份认同，成为右派还是左派覆盖了蒙蔽了。原初议题和原初关怀被身份认同的精神危机的道德立场解决所覆盖蒙蔽，这是一件在公共领域很必然发生的堕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今天法西斯主义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已经成为总体国家，那么自由主义者包括（以自由标榜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很容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薄粉习粉遍地都是，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右派，往往在“政改的可能性”问题上，行动的渴望上，投射于习近平。把自己行动的义务，活生生地掩盖堵回去变为渴望，消解于依附于习近平。只要身份认同主动或者被动依附于体制，例如成为知识分子或者企业家，小市民，那么不管是左翼的要求“国家内部的革命”，还是右翼的“国家内部的改良”，都被吸纳入体制化的，从知识分子到官僚的上升型纵向运动中，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德国的比较，就会特别明显是同一轨迹的。如何克服法西斯主义，是更一步站到更前头，然后返回头在当下就开始做替补的预备。民国当归肯定在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前头，法西斯主义中国奔溃了，就轮到民国当归，这就是我的《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民国当归》文章主题。顺着原来的路走，就会自动滑坡落入法西斯主义，得在当下就生生地撕开另外一条路，从返回自由主义的原初指向宪政的目标，避开身份认同的精神危机的干扰，并利用和炼化它作为船下河水推动力，丝毫不偏离宪政目标，这就是我说的维权运动到民国的新路。
在这样一个一切美好的可能都被终结的时期里，改革已死的时期，现实已经成为最不现实的虚幻时刻，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共识更加破碎，目标逐渐与现实脱离并且冲突对立起来，而只能坚守在个人内心立场和亚群体的身份中，也就是内在化和私人化，公共性的破碎就意味着理性协商的不可能，专政总体性和阶级冲突的不可调解在日益加剧。本来改良已死，就有暴力革命来临，在一个狂暴无比但又不得不手段温和的过渡时代里，一个公共性的担纲者何为，如何突破内在化和私人化困境，重返政治性和公共性，只有把自己的言说变为高贵的谎言，巫术算命，拐骗和诅咒，也就是进入政治性宗教领域，政治神学领域，如此才能安抚和暂时说服冉冉上升，必须支配当下政治认知的语言暴力和共同的极端情绪。预言是政治言说还可以有一些力量的，而理中客就算唾面自干，除了透支自己的身份权威外，毫无可信度。民国当归就是一种预言，以要求彻底改变的众生愿力和自觉的民国身份共识，以个人的政治信仰立场和公开的政治宣誓来威胁现有大陆统治者，来分裂其社会基础，来联合被中共压住住的民国诸力量。民国就像中共城池外荒野中的城池，沦陷的臣民以自己的念力和信仰呼召民国之城城头灯塔亮起，另外的一个中国度成为移民或内心移民的所抵达国度，从心动到行动，一旦条件具备，立即行动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