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仍在放缓。同时，有关中国是否会继续推动再平衡，当局如何对积债如山的国企进行改革的讨论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间断。美国之音近期以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为题，专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博士（Dr. Derek Scissors）。史剑道博士还谈及他如何看待美中经贸关系中的要害，及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问：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各种悲观的预测也多了起来。有人将这种对中国增长前景看衰的预期和评论称之为“中国熊派”（China Bear）。你如何看待这些“熊论”？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剑道 (美国之音钟辰芳拍摄)
答：我本人就是“中国熊派”。2008年的时候我就是“中国熊派”，比绝大多数人都早。这是有据可查的。我在2010年时说过中国将陷入停滞，现在中国就是停滞状态。这是一种“熊论”。而另一种“熊论”则是崩溃论和末日论，就像那当下的中国与1920年代的美国相比。我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中国的金融系统与90年前的美国金融体系没有任何可比性。我不明白为什么懂经济的人会去做显然行不通的历史类比。
更具体的层面看，中国怎么会出现市场崩溃？我们这辈子已经看到中国股市多次崩盘。中国并不例外。因为这并不是商业金融体系，其金融体系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而非以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就无法像商业金融体系那样崩溃。那么这些论调反映出的是对这个体系如何运作所作的很不准确的分析。
问：那是不是可以说当前中国的威权政治可能在某些方面反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
答：不能这么说。有个人最初所作的，正是导致今天这个乱局的症结所在。在邓小平掌权时期，总理朱镕基在邓小平的首肯下，威权体制作出了一些艰难的改革决定，使得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那是从1978年到2001、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段时间。而后的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到如今习近平治下，威权体制作出了一系列非常糟糕的经济决策，导致中国债务累积。这样的问题正是源于中国的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并不会把自己推向崩溃，或许从政治层面讲有可能，但从经济层面上，是会自行陷入停滞。众所周知，中国是个老龄化国家，而且越来越老龄化，积累了巨额债务，国家干预令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等，这些都归咎于威权体制。
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增长源自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创新。土地方面，中国不愿意让民众拥有土地私有权，那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发挥出如拥有土地者所表现出的那种效率。劳动力方面，中国在步入老龄化。资本状况则是累积的巨额债务将会在未来很多年里限制，或者冲抵资本回报。至于创新，中国相信上层发号施令就会有创新。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论调。创新源于竞争，源于财产权。但中国却不允许有这些权利。所以在现有的体制下，党的首要任务是掌控经济，中国根本就没有良性发展的理由。唯一能够让一些人认为中国能够良性发展的原因在于，它曾经表现良好。但那是在不同的政府和领导人治下，不同的政策使然。你将会看到，或者已经看到的是，到这个十年末期，不管你怎么说，或者因为国家统计局是在党的领导下，你想怎么说都可以，但实际上将会步入停滞。
问：不久前有关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争议再起。这背后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答：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共产）党说的话。当党明确表示，当国家统计局也明确地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要按照党的话去做。所以有那么两方面根本性的问题。比较近期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发布（信息）的方式。我相信中国增长在放缓，但放缓的速度和程度要比政府发布的更快、更严重。政府不喜欢发布骤降这样的消息，也不愿意发布激增的消息。
第二个问题是，民众的福祉不是由GDP决定的。没人能消费他们的GDP。没人能够拥有他们那份人均GDP。实际上收入的增长才是要点所在。过去许多年收入增长乏善可陈，现在情况看上去比GDP要好。但这也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可持续是因为中国的负债太高了。
问：那么为什么近几年收入增长会更快？
答：过去很多年，GDP增长的速度都超出工资的增长。所以，中国可能会报称百分之11或12的GDP增速（有时候数字是准确的），而工资增幅只有百分之6。这和人口数量无关。中国的人口增速大约百分之2。原因在于经济活动增多，但是民众的财富增长却没那么快。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再平衡的措施。再平衡措施不算太多，但是有一些，基本上和制造业和固定投资放缓有很大的关系。两者属不同门类，但都对再平衡有所贡献。GDP增幅没有从前大了，但两者都不会对收入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正如从前那样，中国对重工业投入了很多资金，但民众却没有受益。如今他们放慢了对重工业的投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受损。重工业增长放慢会伤害到那些失业的人，不会殃及他人，但会对中国的GDP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和GDP相比，收入增长仍然相当稳健。
问：习近平明确表示要让国有企业发挥支柱作用。这个论调在你看来是改革，还是倒退？
答：2000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时，我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写道，中国无意改变其国企部门。当时，我的大多数同僚认为私营部门将会发挥关键作用。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在发表重要声明。当然，重要声明当然是国企仍然维持主导地位。所以我从没指望国企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因为（共产）党从没说过他们致力于对国企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我的同僚中有不少人宁愿信其有，却拿不出任何事实为佐证。国企改革经历了许多阶段，但那些改革都不具有竞争力。他们试图让国企更有效率、较少贪污、更听党的话，但却没有使它们更具竞争力，没有迫使他们与私营企业竞争，没有去除监管保护，以及获得信贷的特权。
所以，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其他人在谈有关国有部门的企业改革，国有部门是有企业改革，但不是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说，而且所作所为也很明确，就是他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没有兴趣。最终，几年后，中国研究领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问：你认为中国当前实际GDP增速是多少？
答：正如我此前所说过的，我不怎么关心。大家都在夸大GDP增长对改善人民生活有多重要。如果你建一栋楼，然后把它拆了，那么盖楼和拆楼，所有的事，都会算到GDP里，但他们却等于什么也没干。所以，我对GDP的看法，首先是大家别再强调GDP增长有多重要。至于我认为中国当前的实际增速是多少，GDP增速或许在百分之3.5到百分之4.5。数字之所以有这么大差异是因为政府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所以你不得不通过间接方式估算GDP。所以，我的意见是，（中国GDP）应该在百分之3以上，但低于百分之5。
问：在你近期所写的一篇刊登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上的的论文中，你建议不要过度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要关注两国贸易的真实问题所在。请你谈谈这方面的观点。
答：在美国有很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压力，中国是头号目标，同时还有墨西哥。有关中国的指责，部分是它应得的。中国一直是个糟糕的贸易伙伴，我们与中国的摩擦不可避免，因为美国并没有对中国入世做好应对准备。
我希望看到的是美国的政策应当具有合理性。没人能拿出证据显示货币和美国就业有实际关系。他们需要编造出两者有关的理由。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偷窃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创新或许是美国的主要竞争优势。我们和中国做贸易，他们却不许我们发挥竞争优势，而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密集、低成本。所以，这样的贸易关系让一些美国人和一些美国政治人物感到不满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