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不断暴露,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还有甘肃陇南拆迁问题引发的群众冲击市委市政府大楼事件。但是,对于这类事件,中国的媒体却一反往常三缄其口的做法,做出了较为及时的报道。这是不是表示,政府对于负面消息报道的控制有所放松,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状况有所改善呢?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据路透社周四发布的一则报道,中国政府改变了处理负面新闻的策略,从过去的一味隐瞒渐渐过渡到了及时报道。据该报道援引匿名来源称,中国政府试图采取抢先报道负面消息的做法,来赢得在信息上的主动权。在当今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即使政府不公布消息,群众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比如个人博客、网上论坛、目击者独立报道等等,最终获得这些信息,而负面事件如果这样散布开来,反而会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北京自由学者,资深媒体人凌沧洲也留意到了中国媒体报道的这种变化。在去年的纸包子事件之后,新闻界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北京媒体的负面新闻几乎是一条都不能上重要位置,总编辑要亲自负责负面新闻的签发。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的确发生了值得关注的转变。比如重庆罢工事件,不仅新闻社发稿了,而且还上了《北京都市报》的头版;包括这两天的陇南事件,也出现了大篇幅的报道。
但是,凌沧洲认为,这种转变究竟能多大程度上代表新闻自由的放开,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放开了。比如说,外面的媒体在报道,北京昨天有一些\’万里大造林\’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到北京市政府前面去游行示威,视频都出来了。但是今天北京的各家报纸对此没有做任何的报道,新华社当然也没有发稿。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不能说媒体就开放了,新闻就自由了。\”
另一方面,这些关于负面新闻的报道究竟能否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还值得进一步考量。凌沧州以甘肃陇南事件为例说明,有些新闻作品从职业角度来看是不合格的,\”比如我手上拿的《北京青年报》关于陇南事件的报道,来源是新华社和甘肃省陇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这篇新闻就完全是单向的一种输出,你说它是宣传也好,它确实透露了一些信息。但至于民众关心的一些咨询,这篇新闻并没有予以解答,也听不到那三十个拆迁户的声音,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没有说清楚。可以说公民的信息知情权并没有得到满足。\”
另据路透社援引匿名来源报道,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布负面新闻,无需报上一级政府批准,这样就可以赢得主动,以防止消息报道滞后带来的不良影响。对于这种放宽政策,媒体人凌沧州表示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放宽,必定会通过中宣部系统下达到各级地方宣传部,但是我从我的朋友圈里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从来大陆的新闻界只有不允许报道的命令,解禁的命令是少见的。所以我认为路透社的这个信息源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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