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蔡庆一（前）与蔡天一于成都
我的小弟蔡庆一，自幼就很乖巧，浓浓的眉毛下嵌着一对大眼睛，六岁半时，小弟还没有上学读书，就能与父亲讨论一些地理、矿石收音机等方面的知识，被父亲称赞他比我聪明。
可是，母亲当年因碍于情面，把他抱养给邮电局的同事罗又明孃孃（无儿女），改名罗易昭，使他心理产生阴影，所以，他常奔波于两家之间，感到自己是弃儿。后来，我家收入减少，母亲又打算把我家毛妹抱养给他人，因遭到母亲姐姐（五姨妈）的坚决反对，毛妹才跟了五姨妈，一度改名邱坤一。
小弟的聪明进展很快，到小学毕业时，已是门门功课满分，品行也是满分。196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重点中学——成都七中。成为父母宠爱，街邻羡慕的好少年。
小弟遗传到外祖父的基因，身材矮小，但人很聪慧。而且，他面孔泛红，一副娃娃脸。母亲说，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23岁考中举人，参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曾任民国时期，成都市历史上首位市长黄隐的文化顾问，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当时，外祖父是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并先后在八所学校任教，是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和教育家。
进七中读书后，小弟的聪明越发不可收拾。由于他的学习成绩，科科都是第一名，加上一副娃娃脸，遂被老师和同学誉为神童。又谁知平地起风波，66年春末，在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讲到时代不同了，要批判地继承李白的诗歌。小弟不服，下课去厕所蹲坑时，对同学说，按老师的说法，毛主席的诗词同样要过时，也会有被批判地继承的时候？想不到隔坑有耳，小弟的疑问被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听到，马上去找老师揭发。而且，加油添醋，变成小弟说毛主席的诗词要过时。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一种社会常态。人人自危，六亲不认，揭发有功，隐瞒有罪，连初中一年级学生也不放过。
小弟自此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学校点名批判。大小会上都说不清楚，被弄来挖阶级根源，说他受到反动教官父亲的影响，要他揭发父母亲的反动罪行。他晚上回家对母亲哭诉，使母亲担忧不已，受到惊吓。随之文革爆发，小弟受到学校记大过一次处分。学校红卫兵要小弟主动申请抄家，小弟迫于无奈，离家逃跑。14岁的小弟，开始了流浪生涯。
他在成都至贵阳一带流浪，有时爬火车，有时步行。白天在沿途的饭馆里，或舔盘子或要剩饭吃。晚上睡在破庙里，或街沿边。有时，实在没有吃食，也被迫小偷小摸，赖以存活。一年下来，小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身长满虱子。他估计学校的红卫兵不会再追究我家，就回到我家门外，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65号的矮子回来了。”连呼几声，使母亲闻声悲切。
1967年7月8日，母亲因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受不了派出所的威胁，不堪批斗，投井自杀。父亲闻讯从山西，我从荣县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的路上，我曾请求父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自杀！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何况四个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尚无自理生活的能力。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个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杀！”。
由于两个妹妹不太懂事，认为母亲的自杀与小弟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有关，故常谴责小弟。父亲吩咐我把小弟带到荣县，与我相依为命。待我俩返回荣县不久，石油筑路处成都中队的工地，就搬迁到威远县越溪镇附近的余家寨。
时值文革发展到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全面夺权后，进入武斗时期。我不赞成抢枪，就从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的“抓革命”的“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筑路部队”，回到工地上“促生产”。每日就是参加维修一条碎石山路，锤石头、铺路面、撒沙土、喷水而已，比正常施工时期轻松许多。小弟和我住在油毛毡工棚里，晚上我俩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起初经济不紧张，靠我37.5元月薪，在当地绰绰有余。只因小弟的户口在学校，他害怕去拿粮票，造成一个人的定量两人吃，使我俩的饭票常常用不到月底。小弟经常说没有吃饱，有时我只好到我当时的女友，队医曾琳哪里去蹭饭，把饭票省给他。
小弟开始自救，改善生活。时而去余家寨山上的水塘里抠蚌壳，时而去公社的土煤窑附近捉蛇，时而去小山沟里捕鱼抓蟹。偶尔我也与他一起去钓黄鳝，打山鸡。小弟抠到的蚌壳，由于没有菜油和作料，只能用清水煮，吃时很腥臭。但蚌壳受到队上女工的欢迎，说是可以滋阴。所以小弟用蚌壳换到饭票，表现出很强的生存能力。当时我给小弟取了个绰号“矮粒多”（水稻良种）讽刺他矮子的心多，入夜常常拍着他的头，唱起《蒙古小夜曲》去揶揄他，“火紅太陽下山啦，牧羊姑娘回來啦，小小羊兒跟着媽，有白有黑有的花，你們可曾吃飽嗎？啊－－啊－－大星星亮啦，卡里瑪薩不要怕，我把燈火點着啦！”。小弟不生气，跳起来摸我的头，唱着同样的歌曲。
1968年5月25日，父亲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的批斗会上，被造反派踢破下身致死。由于成都家中没有收入，我的工资得按月寄给俩个妹妹15元—17元。没过多久，我和小弟的生活开始窘迫，于是请他回成都拿粮票，从此小弟就没有返回余家寨。后来大妹来信说，小弟回成都不久，因到学校找工宣队拿粮票，被工宣队送进成都工学院的群专大楼。关了几个月，经常被群专队员殴打，但没有查到现行反革命罪行。学校就出面放出他，安排他上山下乡当知青。但第一次因身高只有1.35米，没有批准。直到69年底小弟才被批准下乡，之后小弟偶尔给我来信，告诉我他在农村很困难，由于没有劳力，挣不够工分，需要寄钱去买粮食。我也没有办法，只给他带去一些物品。
70年1月初，我因参与地下文学活动，被揪出来批斗。6月底筑路处革命委员会宣布把我开除临时工队伍，8月用翻斗车遣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回成都后，街道办事处十个月不给我调工作。由于没有收入，我常处于饥饿状态，因此对小弟的关心同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后小弟被调到某煤矿当矿工，
每天下井挖煤，推矿车、三班倒、十分辛苦。小弟身矮力薄，在一次下夜班推矿车去矿场卸煤时，下坡控制不住，致使矿车翻倒。他虽然跳车脱险，但造成头骨凹陷性骨折。从此，小弟不仅记忆力减弱，还失去了他的娃娃脸。
之后小弟要求照顾病残，被调回成都某厂当烧石灰窑的工人。我劝他学一门手艺，以改变处境。他选择儿时喜欢摆弄收音机的特长，自习了电工。利用一次车间值班电工溜号的机会，自告奋勇修理好设备，就此踏上电工岗位。恢复高考时，我劝他报名参考，小弟心有阴影不肯去。虽然他后来参加成人高考，取得大学本科学位，而且还当上工人技师，但他儿时的聪明劲和神童味就从此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