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一个重要的公共节日，比如从10月1日开始的国庆黄金周，国家军队的身影总会出现在各种连续不断的游行和公共宣传活动中。
在网上，还部署着另一种不同的军队。他们是“五毛大军”，一群政府支持的网络评论员，人数据悉在50万到200万之间。他们被戏谑为“五毛”，据说是因为他们每发一条亲政府的评论，政府就会付给他们人民币五毛钱，不过这种说法早就被揭穿不是事实。
但是，“五毛”仍然是网上常见的侮辱性称呼，甚至官方媒体也承认，有一些政府雇员冒充成普通的爱国网民。
在北京一家网吧，电脑显示屏展示着必须正确使用网络的警方告示。
哈佛大学在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与一份泄露的电子邮件有关联的大约4万4千条评论，以此描绘出了这个“大军”的模样。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五毛党”不像刻板印象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父母家地下室里愤怒敲着键盘的愤青，而是税务或体育管理等领域的政府雇员，他们受到雇佣，通宵炮制出像是普通民众发表的评论。
他们不是通常的那种在网上发牢骚或意见的人（troll）。他们不会去讨论被关押的异议人士或海洋争端问题，而是让网上充满温和的正面评论。哈佛的研究说：“基本上没有政府的五毛党会介入任何形式的讨论或争论。”
不会令人惊讶的是，“五毛党”最活跃之时便是国家希望宣扬爱国主义（比如国庆节）或想要掩盖一些新闻的时候，比如香港10月的主张独立的示威游行。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在每一个纪念日，每个人都很紧张，不论是文革纪念日，还是建党节或国庆节，这些都是令人紧张的时刻。那是要控制的时间点。”
班志远是第一个关注中国“五毛大军”的西方评论人士，他在2008年开始撰写相关文章，当时北京正在疲于应对西藏动乱、死伤严重的四川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前夕的人权抗议。那时候，政府把中国网民的注意力——以及愤怒——转移到了一位批评中国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员的身上。
班志远说：“转移公众注意力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2008年以来官方的一贯政策。”
“五毛大军”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它只是一个更大宣传机器中的一个分队。所有那些正面帖子发布的平台，大多数都是中国民众以合法方式上不去的推特、脸书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以及《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等重要的新闻媒体。
“五毛党”也许可以用亲政府的评论与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另一方面，中宣部的其他分支机构则忙着审查有争议的文章和关键词。
在“五毛大军”于2000年代初出现的时候，网络舆论主要集中在网络聊天室、BBS和文章后面的留言板。今天，当许多00后常通过手机和手表连接互联网时，这些网络大军的手段显得有些过时了。
班志远说：“现在是微博时代。”他指的是中国流行的社交平台。他说：“从这点来看，每个人都在网上实时互动。”
那些通宵作业的政府税收雇员炮制出来的枯燥政府宣传，年轻的互联网用户或许也不会为之所动。
7月，中宣部试图通过一些动画和说唱视频来为严肃的中共建党95年增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一些扭曲的台词，比如：“我想，国外的朋友大概也会被台湾问题弄糊涂吧。”
其中的一个视频是共青团制作的。这个影响力强大的组织有8900万年龄在14-28岁的团员，它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一人口群体来吸引年轻的互联网用户。
8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个让共青团参与“净化”网络的计划。
共青团成员比哈佛研究中所描述的“五毛党”还要积极。翻墙到外国社交媒体上发帖，他们似乎也很在行。
他们发过评论谴责被认为是不够爱国的明星。
他们还在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的脸书页面上留下4万多条谩骂留言。霍顿在里约奥运会上打败了他的中国对手，并称其是“嗑药骗子”。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1月蔡英文当选台湾第一位女总统的时候。自治的台湾岛被北京视为分裂的省份。
《外交政策》杂志说，百度的一个论坛发起了用反台湾言论刷屏蔡英文的活动。在12个小时之内，蔡英文的脸书页面上出现了4万条负面评论。
班志远说：“他们是动员起来的愤青志愿大军。他们乐于响应刷屏台湾总统的号召。”
他还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的，我们不清楚。是自愿的？还是政府鼓励的自愿？很复杂。他们像是‘五毛党2.0’。”
一个有名的评论员叫雷希颖，他是澳洲国立大学的博士。他制作了一个批评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视频。
这个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尤其是当视频在政府官方网站上发布之后。但是雷希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毛”。他不用假名发布信息，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收了钱才这么做的。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正在使用更为精明的方式控制网络舆论。就和现实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现代化一样——注重的是技术和技能，而不是纯粹的人数规模——“五毛大军”也在改头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