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安的一次爆破拆楼现场（资料图）
6月底的一天凌晨，100余名黑衣男子在夜幕下包围了位于北京郊区豆各庄的一家台美籍台商公司—北京環宇兴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工厂。其中一些黑衣人拿着长棍。
目击者说，这些人先是切断了电源，之后翻墙爬进公司，抓了楼里的两名保安和两名员工。
这4个人很快被命令离开那里，并被禁止用他们的手机拍摄照片或视频。一名保安说，这几个保安和员工被用棍棒连戳带吼地拉过街，被关在一座当地政府的楼里。
这名保安回想起6月24日凌晨发生的事时说：“我告诉他们，我们会听他们的，不需要这样对待我们，把我们推来推去。我是一名自由合法的中国公民，不是什么暴徒。”事件发生几天后，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撩起裤腿展示他膝盖上掀起的皮肤，解释他是如何被推到地上的。
外国罪犯
具体有多少台推土机或反铲挖掘机被用在执行拆迁上不得而知。
清楚的是，拆迁队把这个将近4000平米的工厂，包括里面所有的设备、办公家具、机器和物资变成一片废墟，并没有花太长时间。
北京環宇兴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星仪女士说：“本来我们应该是在周一和房主还有当地政府见面，但之后有100多名男子在半夜出现了，不到一小时所有都被夷为平地。”
台商李星仪和她的美籍华人丈夫丘尚彬是20多年前来到中国的，他们当时希望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对文化的理解能够为自己带来大量的商业机会。米克·邱说，但是他们的生意被毁是一个不公平而且沉重的打击。
“我交税，也雇佣中国的员工，”丘尚彬说。然后，“他们凌晨两点过来摧毁了一切。就好像，我是一名罪犯，我是一名外国的罪犯。”
拆迁灾难
强制拆迁是中国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谈到，地方政府逾越他们的法定界限与开发商合谋把土地占为己有，这是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关键原因。
姜明安说：“在过去，开发商凭政府的一纸批文就可以进去（强制）进行拆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政府必须先签发拆迁令，然后自己执行。政府不再能够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发商做了。”
2001年，中国通过了被广泛认为考虑不充分的拆迁及重新安置规定。其中的一些规定为地方政府以加速城镇化项目的名义强制拆毁住宅提供了法律基础。
在地方政府强占土地的争议持续十年后，用强拆代替法院命令的做法在2011年被正式禁止了。此后中国开始试行一系列新规定，确保所有拆迁的执行都经过了业主的同意。
然而，法律专家们表示，这项新法规虽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但至今为止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法律本身不足以阻止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
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交易来增加收入，这就会让这个问题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更增加了这种压力。
景况依旧
在8月底一个有关深化改革的政府高层会议上，有关官员呼吁在强化经济财产的保护和建设更平等的法律体系上做出更多的努力。目前为止，政府的声明和保证没有给实际情况带来太多变化。
分析人士认为，真正能让强拆不再发生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国家的税收制度。
当局仍在使用各种途径绕过现有法律，继续强压租户、业主和企业。夜间强拆、没收手机、监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暴力都是常见的手段。
今年早些时候，一群维权律师发布了《2015年年度中国拆迁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去年因当局采取强硬手段而与民众在拆迁上爆发的暴力冲突就有100多件。
这些律师还发现，尽管法院已经开始办理拆迁案件，这在过去几乎不可能，然而法律上的障碍仍然存在。
漫长等待
美国之音记者几周来一直寻求北京当地官员对北京环宇兴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一案的回应与评论。双方还在努力解决争端，但该公司对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感到绝望。
丘尚彬说：“我的律师告诉我，一但工厂被拆，法律也帮不了我什么忙。”
李星仪补充说：“政府想拖延多久都可以，要得到解决，可能得花上5到10年。”
在记者截稿前，豆各庄乡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即将发表第三版的声明草案。
尽管中国公民面临官员和开发商施加的拆迁的压力很常见，外资企业遭遇这样的困境相对少一些。
但北京环宇兴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不是唯一一间遇到这种状况的公司。
美国公民郑碧钗是福建省一间海鲜加工厂的所有人，她在2006年因为中国政府呼吁海外华侨回国投资而回到中国。
之后她在福建省连江县坑园乡购地和建工厂，开始了她的企业。然而，当局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需要用她的这块地来建造污水处理厂。
郑碧钗说，她支持政府的这项提案，但在双方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之前，政府派人漏夜强拆了工厂。
郑碧钗说：“我不是说所有有关官员都贪婪腐败，但有些人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对待我们很不公平。有些处理方式实在太过心狠手辣，”
郑碧钗说，有些官员告诉她，她必须接受100万人民币 (相当于15万美元)的赔偿金额。不论她怎么想，只能接受。
然而，在当地媒体披露此事后，有关官员表示他们“不小心”拆掉了工厂。
几个月来，郑碧钗一直等待有关官员来解决争端。她说，她甚至同意将赔偿金额从200多万降低到100万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