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对上恭顺、对下平和、为政中庸、处事稳重，既不像薄熙来那样显得另类与“霸气”，也不像周永康那样公开扶植、培育自己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追随体系。所以，习近平初登大位之际，他既没有可以信赖、可供驱使的中枢亲信班底，又没法像薄熙来那样以特异的政治形象、张扬的行事风格吸引底层社会和民粹力量的支持。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局面意味着习近平将不得不全盘接受他的前任、前前任为他精心选配的执政辅佐团队，不得不承认从军界到政界、从地方到中央的既有派系割据格局，被动扮演别人为他设定好的政治角色。
当时，体制的中高层主要由江派、团派、“太子党”三大派系所构成。这三大派系分别代表了习的两位前任的亲信势力，以及中共“第二代”元老和部分“第一代”元老的家族势力。大体上，军队掌握在江派和“太子党”手上，地方诸侯以团派力量占相对优势，大型央企和金融系统由“太子党”和新老常委家族所掌控，中央要害部门则由三大派系联合管控。
习近平既是“太子党”一员，又曾受到江泽民、曾庆红的刻意提拔（习近平在十五大“当选”排名末位的中央候补委员，邓朴方是倒数第二名。而十五大的候补中委共有151名，这是一个奇怪的数字。对这个数字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习近平的选票排到多少位，中央候补委员就有多少位，换言之，习近平必须“当选”。如果习不能在十五大进候补中委、十七大进常委当“王储”，江泽民隔代指定计划就不可能完成），按常理推断，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会选择倚重“太子党”、维护并联合江派、疏离并挤压团派的人事组织路线；习的执政班底将以红色权贵家族为靠山、以江派为基础、以“太子党”精英阶层为政治支柱，就像清朝末年一度出现的“皇族内阁”那样。江泽民、曾庆红之所以用习近平取代李克强接班，大概也就是这个意图。
然而，颇为出人意料的是，上台之后的习近平并没有像他担任“王储”时那样谨小慎微、温良恭让，也没有像他的前任胡锦涛那样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而是立足未稳，就四面出击、八方拒敌，体现了人们前所未见的“强人”一面。收拾薄熙来，震慑了“太子党”；拿下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令江派失色、“团派”胆寒。扫荡异己派系一直是习当局开展“打虎运动”的重中之重。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的背后是江泽民、曾庆红，下面则是“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和军中“东北帮”、“西北帮”。令计划的背后是胡锦涛，下面则牵出“西山会”、“山西帮”。李源潮尚在位子上，李系“江苏帮”已经土崩瓦解。习一手打“老虎”，一手搞集权，很快就撕开了三大派系板块的缺口，也几乎完全打乱了江胡两朝多年苦心经营所留下来的十八大中高层人事布局。
受到打击和排挤的不仅是江派和团派，“太子党”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只是面子上有所优容罢了。显而易见，习近平从来也没有把“红二代”、“红三代”当成“自己人”或“政治合伙人”看待。反过来，由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王震、李先念等各大“红色家族”势力以利益结盟、裙带关系、“通家之好”所联系起来的“太子党”网络，也不可能真心认同习近平是红色世系的“大正统”。毕竟，在红色世族之中，习家一向是边缘、是支流；在济济一堂的“红二代”当中，习近平只是远房的小弟。薄熙来身败名裂，刘源黯然退休，王震家族的商业帝国大幅萎缩，就连李鹏家族也学会了“低调做人”，这些事实标志着“太子党”正在整体衰落。也许，“太子党”们现在已经开始怀念政商通吃、左右逢源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了。
到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习近平已经克服并超越了江胡时代旧的派系政治格局，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有能力横扫党内各派、令诸派降服称臣的第三位中共超级独裁者。但是，从年初“十日文革”被匆忙叫停、“维护习核心”表态运动遭到高层集体冷遇而尴尬收场来看，习近平对高层同僚的真实权威恐怕还无法与毛、邓相提并论，习近平的集权之路虽然风驰电掣，却未必一路顺风。所以，在反腐打异己、集权树个人的同时，习近平也没有忘记建立一个更听话、更顺从的“绝对忠诚”中高层班底。
是故，在派系凋零、官心惶惶之际，“习家军”攻城略地，借天时地利之便强势崛起。所谓“习家军”，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官员所构成：
其一，习近平的老朋友，其主要成分是早年故交。如习早年政坛密友栗战书（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学校友刘鹤（中财办主任、“权威人士”）、清华室友陈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习在福建工作时的“朋友圈”中也有多人在十八大后获得重要升迁，如中联部长宋涛、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王岐山亦是习近平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结识的知交，且王的“打虎”团队是习“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最强支持力量，但鉴于王岐山的党内资历、既往政绩均优于习本人，而王的公开言论亦显示其政治思路与习并不完全同调，所以，人们通常将王系人马视为习家军的盟军而非习家军成员。
其二，习近平主政浙江、上海时的亲信旧部，尤以浙江旧部“之江新军”分量最重。习在福建工作时尚未获得人事权，2002—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方有荐拔部属、培植亲信的权力，故此间浙江、上海的“班子成员”尤其是经习亲自举荐而进入“班子”者与习个人形成了施恩与报恩、领导者与追随者之主从关系，这批人在十八大后以非换届方式获得了越级提拔或连续提拔的机会，抢占了大批省部级重要职位，如习的浙江旧部黄兴国（前天津市代理书记）、黄坤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蔡奇（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巴音朝鲁（吉林省委书记）、陈敏尔（贵州省委书记）、李强（江苏省委书记）、应勇（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奇（江西省代省长）、楼阳生（山西省代省长），上海旧部丁薛祥（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钟绍军（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杜家毫（湖南省委书记）、陈豪（云南省委书记）、徐麟（中宣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这些人都是十八大之后突出上位的。
其三，与习近平有乡土之谊的陕西籍官员，或者有在陕西长期工作经验的官员，人称“陕军”。中国官场历来有省籍意识，陕西人尤爱抱团，习近平对富平老家、延川知青插队点念念不忘，与陕西老家走出来的官员或有某种天然的信赖感与亲近感。栗战书、赵乐际是“陕军”头领，李希（辽宁省委书记）、王东峰（天津市代市长）、高选民（中组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景俊海（中宣部副部长，以扩建习仲勋陵墓而闻名）等人均在十八大后获得关键性提拔，陕籍上将张又侠、房峰辉虽年龄偏大，亦颇受习近平信任。
以上三部分官员，前两部分为“从龙之士”，是习家军嫡系；“陕军”只有乡土之谊，是习家军支系。“王家军”打虎团队是习家军的盟军。而最近，分别与李克强、张德江有过官场交集的陈全国、李鸿忠二人获得破格升迁，成为十九大“入局”热门，或因二人在年初“习核心”表态竞赛中站队插队积极、效忠调门最高。这显示了十九大之前习家军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人事扩容方向。
打击江派、贬抑团派、疏远“太子党”为习家军登场扫清了道路。虽然，江派、团派、“太子党”均属中国政坛恶势力，然而，由习家军的构成，人们不难发现，习近平的用人路线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山头主义，比邓小平着眼未来的“干部四化”和江、胡偏宠一派的“梯队计划”更自私、更褊狭。而且，习家军的一家独大，也绝非中共政体“正能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而言，两害相权取其轻，倒是利益集团好过意识形态集团、派系争权好过独裁政治、寡头制衡好过极权回潮。在这个意义上，若十九大真的实现了习家军独领风骚以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然意味着一个大黑暗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