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香港新生代的抗争（网络图片）
当下极权的色调已经不再是一个视野模糊的形态，而是非常明确的反文明轨迹，尤其是对中共而言，这种极权加暴政的政治体系更是如此。通过资源的绝对性垄断（不仅要控制一切物质，还要控制一切思想），到运用资源进行扩张，并试图依靠国际主义收买路线，在亚洲区域之外进行共产式维稳，也已经不再是一种传说。而这一切，不仅是造成大陆日益沙化荒芜的主因，也必然对香港区域形成专制辐射。因此，要讨论香港的现实困境，以及其作为反抗标志的地理形态，就不能仅仅从片段属性的香港出发，而是要穿透表面陷阱，将大陆危机与香港困境进行理论澄清，为的是，在爆发性的抗争周期下，回溯并延展反极权的时代路径。
而对比于民主转型在华人区域内已经获得良好空间的台湾社会，香港因其迥异于一般华人社会的地区性历史脉络，从而更具有融合与撕裂的对抗性冲突特征。这一点，是从所谓的香港回归于专制怀抱以来，映照到当下不间断的社会反抗运动，其实质不仅是因为政治体系的差异，也不仅在于港人对自由的追随和对压制的厌恶，而是要更进一步，香港当下所有困境的起源，是在于香港一面已成为大陆的附属之物（也即中共之私产），另一面却是要求独立要求绝对性分离的现实。香港不能也难以在空间地理的形态下摆脱来自中共的权力控制，但又时刻存在着渴望摆脱束缚、重新走向民主体系的愿景。这种日趋常态的对抗斗争，从公民不服从到占中时期及雨伞运动，到因涉及出版及言论自由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一系列书店风波，都是政治与人心同时产生直接对抗以维护香港本土自然特征而产生的社会形态。也即，这不是一种隐晦的交锋，而是虽然前景并不明朗但却坚定的抗争。
二次回归之于香港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预期的政治光谱，中共向外扩张并输出红色恐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非常明显的暴政扩张，在世界领域的范围内所激发的普遍性恐慌与普遍性抵制是同时存在的。作为大陆边界向外渗透的一个重要地理枢纽，香港就必然会因为中共的扩张而产生激烈振荡，因此，香港的困境就不仅是本土激变，也同样是全球困境的一个具体反映。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港人会从一般抗争上升为高度反抗的行动选择，是在于由普遍性的恐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当港人某一天醒来意外地发现中共已成为一道邪恶的阴影笼罩于香港的大地和天空时，这种巨痛是非常清晰的（噩梦变成了现实）。而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疲惫的香港所能做的，也是唯一能够选择的，就一定是要挣脱中共的怀抱，并从暴政的恐吓中，明确香港作为独立地区所应当享有的，并且是要与中共短兵相接以重拾自由的重要意义。
这就为香港的抗争注入了既悲壮又浓烈的色彩，也更是香港二次回归的开始，从中共与港人进行街头对抗，到中共以卑鄙手段拘押囚禁香港书商、孤立异议人士、排斥不同民意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所波及的领域就不仅在于香港本土，更在于中共的扩张意图已明确包含了另一孤岛台湾。而对于已经觉醒的香港而言，其本土意识的本源是在于在回到一个作为暴政体系的家国结构之后，历经中共的欺诈和压制，终于明确了独立于专制之外，要比接受一个虚假而低劣的族群认同更能体现香港之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就是香港民众数年来投身反抗运动的积极意义，也更是建立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体系中的作为人类正当价值的演进、及世界性转型浪潮下民主前沿阵地的体现。脱离中共之邪恶母体，脱离一个寄生于以奴役民众为特权集团从而享有优越感的非人道体制，以二次回归的方式，香港民众勘破了中共的真实本质，拆穿了“一国两制”实为无国无制惟有强权的弥天大谎。
因此，为打破香港政治困境的现实手段之一的社会性抗争运动，在形态上和涌现于大陆的反极权运动一样，所构成的即是在共同身处红色恐怖语系的现实场景下的民众选择。尽管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所不同的关于路径讨论和形态迥异的抗争路线，然而，以共同遵循人权价值的反抗理念所构筑的就不再仅仅关乎地域差别，而是基于更深涵义和领域内的关于族群未来和民主前景的实践。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会以无差别甚至非常卑劣的手段针对香港反抗人士进行围追堵截的原因，是在于来自香港的反抗运动不仅在事实上和大陆抗争形成了一条新的关于民主的生命通道，它同时也以互为依托的形态作用于区域和整体的深刻关系。简而言之，香港作为专制共同体边缘的不服从区域，和大陆本土一样，对于中共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影响，使得中共意图侵占全球的恐怖渗透遭受到了本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挫折。甚而至于，一名歌手所带来的全球性反中共极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共所能预测到的和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因此，无论是在现实形态中，还是在社会领域的范畴内，香港所有的反抗都是对二次回归的积极准备，是对自由世界在网络时代的达成、最明确的一种民众意愿的高度呈现。
香港台湾化转型
二次回归所给予香港的不仅是在和中共极权对抗时形成高度的凝聚力，也同时赋予了一种超出地缘结构的重要行动路线。既然中共不愿遵循最起码的对所谓“一国两制”协议框架的特定理解，那么，作为一种对抗在必然产生的同时，也开始突现于能够超越其政治背景的社会性抉择。由此，香港困境之后所带来的香港台湾化抗争，就是基于这种在坚守体制困境时所成就的一种抗争形态，而这对于二次回归所具有的时代含义，不仅体现于占中时期、雨伞运动之后的反抗途径，也成为了当下和大陆命运相联一体的民权特征。尽管，这种来源于民主思想最深处的现代观念，依然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但毫无疑问，香港台湾化的转型理念是困境之下香港迈向独立地区所必须延伸的行动路径。也就是说，在一个去除了中心化、放弃成为极权附庸，并以此展开既区别于英治时期的香港、又区别于一个受制于中共凌辱欺压的政治经济结构体时，台湾化则意味着对反抗精神的升华和突破。
同样，香港街头抗争的本质即是指向在二次回归的政治源流下对于台湾化倾向的迈进，这种社会形态并不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政治产物而产生，而是基于香港作为曾经受到自由世界的庇护而形成的自然民主的思维体系。尽管从比较层面来观察，香港困境同时也是大陆困境的具体反映和区域表现，是同一片天空下有关于族群未来前途的同质映射。但是，香港之于大陆抗争的意义是因为香港具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命形态，而又正是这种民主演进的生命历程，才能够以有力的方式最终打破“一国两制”的谎言。因此，不论是黄之锋在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因中共授意而遭遇粗暴阻挠，还是频频爆发的铜锣湾书商失踪事件（包括其中曲折离奇的过程），香港困境的具体指涉就已经不再停留于一般层面上的抗争思维，而是更进一步，也即，在“向强权说不”的同时，回归并上升为一个具有现代涵义的民主香港，此种递进，不但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港独思维，也跨过了倍受中共打压的当代历程。
勘破一国两制的极权谎言，如同台湾谢绝接受 “九二共识” 的霸权凌辱一样，是使得香港能够逃离中共专制的有效途径，也是香港能够得益于以本土的觉醒、抵抗和反击，脱身于当下困境从而开启二次回归的民主进程的主要动力。从更广泛的层面而言，香港抗争的影响，将为亚洲东南亚区域带来长久的深刻力量，以突破红色恐怖对于亚洲大陆的渐次侵入和异化。这不仅是因为，在当代社会思潮的变迁中香港以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所最终获取的重要地位，也不仅是因香港民众持续而坚韧的抗争运动所形成的在极权的边缘地带给予大陆本土反极权的信心和动力，因为从更本质的领域出发，香港社会赋予华人世界的现代形态，要更为惊心动魄，同时也更具迷人的民主意义。而随着香港台湾化进程的开启，随着反抗思维及港独意识的延伸贯穿，这种弥久而常新的地区张力，将和已深入于民主前沿地带的台湾一样，成为守望华人世界的现代象征。
华人世界争取民主的命运共同体
甄别处于转型时代的同构特质，审视本土区域的香港与作为极权沦陷区的大陆现状，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样而共同的抗争基点，是同时代为争取独立自由而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探讨香港当下民主形态的变迁格局，也一定会作用于深层关联的大陆领域，以及还包括以东南亚为区域主体直至亚洲纵深腹地的漫长地带。这对于已经迫不及待动用武力、恐吓和黑道手段，阻止民主思潮蔓延从而导致暴政消亡的中共而言，也必然成为一种强大的反抗力量而使其最终走向崩溃。须知，在极权的版图上，除了走向死亡之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尤其是当我们着眼于现代形态之下起源于平民抗争的反抗视野时，这种不可替代的影响，正在以非常精确的视角阐述着香港之于其本土和华人世界的参照意义。
和发轫于大陆的平民抗争运动一样，以香港平民为社会主体的反极权运动，经由现代观念的重塑和洗礼，经由对专制歧路的审视和反弹，以长久之力所形成的基于转型时代的脉络而延伸的民主道路，对于当代亚洲地理的政治生态具有着不可忽视的警醒意义。诚如英国政府所发布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所提示的那样，在一个业已崩溃的前提下就“一国两制”的基本架构而言，香港社会的民主前景令人担忧，无论是一再发生的侵害人权事件，还是香港整体领域深陷中共极权泥潭的事实，都一样指向了难以忽视的政治陷阱。而正因为如此，正因为香港作为大陆的守望之地，以及其人权与自由价值在华人世界中存有的文明体系，所要承接和担负的，就不仅是遏止特权阶层以野蛮的霸权扩张其奴役的边界，也不仅是东南亚区域所围布而成的通向世界文明的路程。在此之中，也一样关乎并作用于大陆平民生存于本世纪的黑暗之夜时所应当享有的对自由的希望。因此，以香港社会平民所坚守的民主高地，和正在迈过的由已经破产的特区转向台湾化的进程，必将意味着昔日的渔村所映照的光芒，足以照亮这一时代漫长黑暗。也即：抵抗的价值，高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