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婚房被强拆（网络图片）
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义愤之下被迫用射钉枪射死强拆他房屋的村支书，在自首的情况之下，依然被判死刑，并由最高院核准，立即执行，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于此案，民间一边倒地同情贾敬龙，许多民众和法学专家都认为，贾敬龙罪不该死。南方都市报星期日以“贾敬龙案生死辩 ——审慎司法成共识”为题发表社论。
贾敬龙判死“无力回天”
贾敬龙将要举办婚礼不到20天前，村长兼党支书何建华带人强拆了他精心布置的新房，所有的家具，嫁妆都埋在土里，筹划中的婚礼泡汤，未婚妻也因此离开。贾家价值4万元的藏獒被偷，家人被打伤，几个月被流氓骚扰，贾敬龙打过110，去过派出所报案，均无人理会，可谓告状无门，上网揭露也无果，有着类似杨佳一样的遭遇与绝望。
据悉，本案强拆前，村委没有任何土地征用手续，虽然贾敬龙父亲签了协议，但贾敬龙的户口也在其中。作为共同所有权人贾敬龙，有权主张自己的利益。而且，贾家也没有腾空房屋。依照法律规定，如被拆迁人不腾空房屋交给用地单位，项目单位只能起诉到法院，强制执行需由法院出面。由此可认定，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委，对村民贾敬龙强拆违法。根据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因此本案受害人是否激化矛盾，过错在先，是决定应不应该判立死的关键性因素。然而不幸的是，本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村委会拆除不算违法强拆，而最高法院却对此未置一词，刻意回避本案这一关键事实。
正如法学教授何海波所说，我们建立法治，就意味着国家垄断强制权力，并承诺给予公民平等的保护、公正的对待。法治禁止私力复仇，这就是为什么贾敬龙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惩罚的原因；法治同样禁止私力强制，这就是为什么被害人有过错、贾敬龙不该杀的原因。如果我们只严惩私力复仇，而不问其起因，那是对贾敬龙的不公；如果不抑制村委会非法拆迁，任私力强制泛滥，那更是对法治的背离。
而贾敬龙则在法庭上控诉：“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以为结了婚就会和所有人一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安排，除了一腔热血我什么都没了。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嚎啕大哭，身边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实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这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现实的控诉——那“无力回天”的四个字，现已成为了当今中国法治沦陷的一种绝唱！
王道亮死缓“灿烂一笑”
贾敬龙赴死“无力回天”绝唱回响的最大社会后果，就是官民关系的彻底大撕裂。这种撕裂，不禁让人联想起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年代一起公然在党的“三级会议”上，行刺党支书记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的重大刑事案件。这个案件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刺激性，一点也不亚于贾敬龙案，只不过当时的讯息传播没有今天这样普及与迅速，以至于此案在海外鲜为人知。由于我的家兄牟传琳是本案被告的唯一辩护人，而我作为家兄的业务助手，有幸参与帮助家兄研究撰写材料，提供辩护参考意见，所以对此案内情非常熟悉。
此案被害人为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某村党支书记赵某。此人关系上通下达，且系当地区、乡两级模范党员、区人大代表；以他为首的党组织还是区、乡两级模范党支部，是县委大树特树的先进典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党的好干部”，却在当地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村民都因畏惧其上下盘结的势力，敢怒而不敢言。这位“党的好干部”，因对村民王道亮之妹大起色欲遭拒绝后，竟利用权力，不分给承包地和采用断水、断电等手段，欺凌王道亮一家十余年。为此王道亮与其妹便上访告状十余载，但不仅无人理睬，且所有上访材料最终都落入了村支书手里，导致迫害变本加厉。最终，王道亮一家被逼上无法生存的绝路。1984年6月10日，王道亮义愤难忍，公然在烟台市福山区、乡、村三级党的干部会议上，用木匠扁铲，将该村党支书记赵某迎面捅死，血溅会场。此案一发，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当地村民闻听此讯，人人肆酒，户户放鞭炮，百姓不仅感谢王道亮为村子除了个公害，更为村子出了个如此壮烈的勇士称快。而与之相反，当地县委却为平息人们非议县里大树特树的模范典型，忙着召开隆重追悼大会，号召学习殉职于工作岗位上“党的好干部”，而且当地官方竟违反程序，让被杀书记的儿子，继续当该村党支书记，向村民示威。
王道亮杀官的重大案件被起诉到烟台中级法法院后，专接重大刑事案件的家兄牟传琳，即接受了慕名而来的被告人家属委托，为其充当辩护律师。家兄当时为深入办好这起官民立场尖锐对立的案件，专程走访了当地村民。他们见到律师后纷纷联名为王道亮兄妹鸣不平，要律师代言保王道亮一条生路。
然而，就在我们密锣紧鼓地为王道亮准备法庭辩护时，当地村、镇、县三级干部却认为王道亮对他们所有干部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联名上书市政法委与法院，指控王道亮在党的三级会议上，众目睽睽之下行刺党干部，是“丧心病狂”、“穷凶极恶”，不杀王道亮他们要集体辞职。可见当时官民立场的对立与气氛的紧张。与此同时，家兄也收到不明来路的恐吓信，阻止他为王道亮辩护免死。然而，辩护人一方并未丝毫畏惧，家兄仍不避风险，到处取证。最终形成法庭辩论主张：王道亮义愤杀人是由于官官相护，蔑视民冤，最终酿出的恶果，并向法庭亮出了村民纷纷为王道亮兄妹鸣不平，要保王道亮一条生路的联名函件；同时建议法院综合考虑案发诱因及社会舆论，对被欺凌而迫不得已义愤杀人的王道亮从轻处罚。如此同时，家兄不仅以《官僚主义酿成的杀人案》为题撰文，交于山东省广播电台驻烟台记者站曲正基站长发表“内参”（得到省委责任领导的批示），而且还撰写《惹出事与有人管》的评论文章在《法制日报》头版发表，以警世人。最终烟台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王道亮被判死缓后，终于“灿烂一笑”。此案，曾被山东作家深入采访，写成《一桩凶杀案的始末》报告文学，发表在1988年《山东文学》期刊上，引起了社会轰动，此期《山东文学》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这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
政治大倒退，法制大喋血
现在想来，王道亮杀党支书与贾敬龙杀党支书堪称一脉相承的姊妹篇，起因都是由于被告人权益一再受到侵犯在先，且官权蔑视投诉，最终把他们逼上了一条以暴抗暴的不归路。他们同样导致了官民舆论迥然，立场、情感大撕裂的社会后果。王道亮与贾敬龙最大的共同点，其实都是由官方一手制造出来的民间英雄。两起案件虽性质完全一样，但论情节与手段，王道亮公然在三级党的干部会议上当众行刺，对官场的震撼，较之贾敬龙杀支书更刺激、更血腥。然而，王道亮杀支书比贾敬龙杀支书幸运的是，当时中国还有改革派领导人参政，社会民主与法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在此背景下，烟台中级法院一审就顶住了巨大的官员压力，接受了律师与民众保王道亮一条生路的强烈呼声。之后，王道亮服刑于山东省监狱，后来由死缓改为无期、有期，早已刑满出狱。2001年我因言获罪，也服刑于山东监狱，触景生情，想起我参与救助过的王道亮曾在此服刑，故以他的案子为素材，在监狱里创作成情节演绎的短篇小说《灿烂一笑》，出狱后已公开发表。
从王道亮杀党支书到贾敬龙杀党支书，这两起社会反响强烈的命案，连续发展成官逼民反的姊妹篇，恰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公平正义的滑坡，党民、官民关系不断恶化、撕裂的全过程，揭示的正是时代性的相对开明与昏暗，尊重民意与反民意的本质对比。
在这两起一脉相承的重大刑事案件中透视出的民意，拷问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权力产生和运用的合法性。目前贾被判死刑案，不仅在网络上引发极大非议，而且已经有清华、北大多名法学家公开发表贾敬龙不该杀的言论，更有社会各界超300公民联署要求最高院“刀下留人”。贾敬龙家人也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死刑停止执行紧急申请。但在拒绝政治开明的当下，要保下贾敬龙一条活命，成功率十分渺茫。由此可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王道亮当众杀书记被判死缓，到如今各级法院罔顾民意，一定要判贾敬龙死刑立即执行，充分彰显出中国新当政者的“刀把子”意识和惶恐心理，以及政治大倒退、法制大喋血，中华社会人文生态日趋恶化的灾难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