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如前苏联异议人士沙兰斯基所说，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而罗伯特·伯恩斯坦不仅做到了，而且是两个：成功地把兰登书屋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从4000万美元的营业额成长到8亿美元），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组织之一——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纽约时报》称他为出版界最权威的人士之一；《新共和》称他为人权运动目光清晰的英雄式缔造者。在他任兰登书屋总裁的25年里，不仅把威廉·福克纳、托尼·莫里森、安德烈·萨哈罗夫、苏斯博士的著作呈现于世，而且以人权之父的角色把刘宾雁、贾科博·提摩曼、纳顿·沙兰斯基、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书推荐给世人。
今年5月出版的伯恩斯坦自传《自由言说》 (Speaking Freely)，堪称当代国际人权运动的教科书。他的一生从捍卫异议作家的言论自由，到创办国际人权组织，不仅亲历，而且他本人就是这场运动许多重大事件的行动者，跨度涵盖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在倡导、践行人权的过程中，作为成功企业家与人权活动家的伯恩斯坦，涉及冷战时期包括前苏联的活动可谓有声有色、游刃有余，直至苏共政权垮台；但于中国，自八九天安门运动，历时将近30年，人权外交的杠杆几乎殆尽，而专制对人权的压迫更加肆无忌惮，令他颇感挫折。
倾注他全部热情的两件事：出版和人权
罗伯特·伯恩斯坦把自己传奇的一生概括为，将全部热情均倾注于两件事上：出版和人权事业。这两件事在伯恩斯坦身上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就“像生活中许多事情一样，靠的是机会。”
1973年，时年42岁的兰登书屋总裁伯恩斯坦率美国出版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试图说服苏联加入国际版权法。他见到了后来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核专家转变成的异议人士的萨哈罗夫。伯恩斯坦表达了希望出版他的书的愿望，
“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他说，‘行了，我们签约了，具体细节你去做’。”伯恩斯坦说，这就是他进入人权领域的开始。“因为我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出版。而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无法谈论其它人权，所以这是基础。”
伯恩斯坦在专访中说：“通过美国出版商，我对介绍给我们的苏联异议作家都感兴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只是想出版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的书能不能赚钱，兰登书屋都愿意，”
伯恩斯坦在书中写道，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是前苏联人权运动的转折点。这个由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35个国家签署的协议，旨在使前苏联和西方世界关系正常化，其中包含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
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宣布尊重人权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首次在国务院设立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位。伯恩斯坦写道：“这一职位的建立是一个重大发展——开启了在美国的人权组织进入国务院的大门。”
1979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伯恩斯坦筹备成立“赫尔辛基观察”，以监督苏联对《赫尔辛基协议》的执行情况。这就是人权观察的前身。随后该组织将观察视野扩展到世界各地区。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启用乔治城大学政府系教授简·科克帕特里克为其外交政策顾问。科克帕特里克的理论认为，必须区分苏联这样的共产极权国家跟拉美的专制国家，“美国应该跟右翼的拉美专制国家进行全面接触”。里根上台后，科氏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这一变化令伯恩斯坦震惊，70年代末，许多拉美国家都是践踏人权的军事专制国家，此举必将对美洲人权产生巨大影响。伯恩斯坦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具有普世价值，“不能根据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来决定对其人权的关注程度”。随着大选结束，伯恩斯坦着手组建“美洲观察”。
“美洲观察”跟里根政府发生的第一个冲突是里根总统任命欧内斯特·赖菲弗为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赖费弗继承科氏理论，认为美国无权“在其它主权国家推进人权”，应与“专制国家”展开“安静外交”，他的政策是公开谴责共产极权，幕后与对美国友好的右翼独裁政权进行合作。他还认为，美国对那些专制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不应该与其人权状况挂钩。
伯恩斯坦说，赖费弗的国会提名听证会成为“他一生中把出版跟人权汇合到一起的幸运一刻”。当时兰登书屋正准备出版阿根廷作家、前苏联异议人士贾科博·提摩曼的书《没有名字的囚徒，没有号码的牢房》。他的狱中纪实反映了阿根廷军政府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事实。
围绕这本书的出版，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们在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准备。1981年5月，当提摩曼走进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场时，受到全体起立的热烈欢迎。提摩曼走到麦克风前，告诉参议员们：“无声的外交就是沉默，安静的外交就是投降。”
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以13对4否决了里根总统对赖费弗的提名。
伯恩斯坦说：“我们开始了美洲观察。然后我得到了另一个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让我可以建立亚洲观察（1985）、非洲观察（1988）、中东观察（1989）。怕媒体搞不清楚所有这些观察，于是我们把所有的观察合并在一起，叫‘人权观察’。”
关注中国人权
1989年3月，在中国国内民主浪潮影响下，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成立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伯恩斯坦领导的人权观察的大力协助。
伯恩斯坦说：“中国人来到我们办公室，寻求我们的帮助，希望也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人权组织，我们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给他们办公室。刘青、肖强，我们给予他们日常帮助，帮助他们建立中国人权。”
为了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的异议人士，伯恩斯坦1991年在人权观察里面成立了一个叫“结束中国古拉格委员会”。伯恩斯坦任共同主席，其他主席包括方励之、刘宾雁、卡特政府时的国务卿万斯，还让一些美国名流加入，如剧作家阿瑟·米勒等，以形成对中国政府的压力。
1998年，担任了20年人权观察主席的伯恩斯坦离任，与此同时，他用把精力更多用于指导和帮助“中国人权”组织的筹款。他说：“1997年……刘青（时任中国人权主席）和肖强（时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问我，能否更多介入中国人权的工作。”经过了解情况后，“我明白他们在国内有很多联系，但不知道怎么在美国发展、管理和维持一个人权组织。基本上，他们不知道媒体工作，不懂得筹款。”
对于2005年初在中国人权内部发生的那场包括共同主席方励之在内的大部分理事集体辞职风波，时任共同主席的伯恩斯坦在书中没有涉及。
在专访中当被问及此事时，伯恩斯坦表示，偶尔他们会有内部斗争，但所有组织内部都会为不同的想法有斗争，“他们斗争的基本分歧早就解决，而且持续很短。这些分歧是因为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权应以援助中国国内异议人士为主，用组织的资金帮助他们；另一些人认为，应该使该组织成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伯恩斯坦说，风波后的中国人权是一个优秀的小型国际人权组织，“由肖强起步，现在谭竞嫦做得非常出色。”在执行主任谭竞嫦领导下，将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例带到联合国人权系统， “每年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去面对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我记得3、4年前有一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谭竞嫦带着一个助手，去面对中国官员，谈论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们有28个人回答她的问题。”
可怕的事情还在发生
伯恩斯坦表示，在中国“眼下很多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对非政府组织的镇压，禁止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各种问题的讨论，”“ 他们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连他的妻子遭迫害；现在又开始迫害律师。300多律师，许多被关押，许多被骚扰，他们都是维权律师。最突出的是高智晟。”
与冷战时期开展国际人权运动的成效相比，对中国人权改善的工作显得曲折和阻力重重。伯恩斯坦说：“人权组织最为成功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让世人知道那些被监禁人士的名字，像刘晓波，过去的魏京生；但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是——少有成功的——让侵犯人权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感到困窘，使政治犯获释。”
伯恩斯坦在书中说道，“1994年当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核与人权‘脱钩’之时，我们基本上输掉了这场斗争。”2000年，中国获得了美国给予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当然，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的几十年，中国的财力一路猛增，以至于美国再没有经济杠杆去跟中国政府提出人权问题了。”
当被问到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做法是否应该被指责时，伯恩斯坦说，这让他难以回答，因为，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1995年在北京妇女大会上“妇女权也是人权”的有名演讲对人权事业具有伟大意义。
“坦率说，我感到，一个国家应该自己找到改变的途径。不是由我们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找到途径改变政府，使人民获得更多自由——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政府。如果用恐惧统治人民，这不是伟大的国家所应有的。”
西方人为何不关心中国人权
在强烈对比中，伯恩斯坦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受到同样不堪甚至更严重的人权侵犯时，西方人的反应不像对前苏联异议人士那样强烈？他引用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西蒙·莱斯）在《燃烧的森林》中所述，殖民时代，西方人贬低中国人的人性，认为他们比西方人更能忍受痛苦。他认为，如今中国人权问题被西方世界普遍忽视，其根源即在此。李克曼问道：“整体而言，前苏联异议人士之所以得到西方世界更大同情，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
伯恩斯坦说，“提出这个问题已有30多年了，虽然有人对此提出挑战，我的看法是，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著名的中国律师、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在北京被逮捕，失踪数星期，然后回来，说他们遭到酷刑。尽管有报道，但没有愤怒。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一定会震撼。”
他说：“我总是惊讶于那些在联合国的外交官，或是在达沃斯论坛的世界领袖，跟极其聪明、常常很优美、受过优好教育的中国官员高谈阔论时——至少就我所知——从未问他们，他们怎么就能无动于衷。”
宽容的哲学：想帮人就不要评判人
作为不堪沙皇迫害而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的第四代，伯恩斯坦说，他德国裔外祖父帮助难民的事例从少年时代就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他在专访中说，
“我年轻时每次到我外祖父家去，总有难民在那里吃晚饭。我外祖父是个屠夫，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从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来，他很早就了解了希特勒会给犹太人带来灾难。他写信给小镇上很多人，说可以为他们移民签署担保，让他们移民到美国来，要他们趁麻烦还出现赶快离开那里。”
伯恩斯坦说，虽然他外祖父靠孩子给他钱花，但“他每次去移民局都着装讲究，白色康乃馨，笔挺的西装。移民官从来不问他有没有能力担保，只是不停地签，最后才知道他竟担保了68个人。”
难民们到来后，外祖父告诉他们，我没法继续支持你们，你们必须自己去谋生；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们每天有顿好饭吃。于是外祖父家每天晚上高朋满座的都是那些难民。
难民中有一位耳科医生，发明了测试听力的仪器，获得专利；靠卖仪器他赚了很多钱。外祖父问他：“你干得比别人好，是不是拿出一些收入帮帮别人？”令外祖父震惊的是那人说：“不”。
伯恩斯坦写道：“看着那些难民，我开始总结出一种哲学：如果你想帮助别人，就不要太仔细地评判他们。”伯恩斯坦的宽容性格很可能就是从他外祖父善待难民中养成的。
认识他们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伯恩斯坦可能是以一己之力赞助过最多中国异议人士的美国人之一。他说，正如他太太海伦所说，这是很自然地汇合到一起的。“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遇到的中国人，大多是异议人士。他们每个人就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国家，非常关心它的人权状况还未得到改善。”
伯恩斯坦去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1976年。伯恩斯坦邀请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到兰登书屋访问。他说：“我们曾经出版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黄华来美国时我写信给他表示欢迎，说兰登书屋有兴趣出版有关中国 的书。”黄华于是应邀到兰登与编辑共进午餐。“一个星期后，他写信给我，邀请我和全家到中国访问。”
第二次是1994年。伯恩斯坦到北京跟刚刚获释的民主墙异议人士魏京生谈出版他狱中书信的事。伯恩斯坦回顾他跟魏京生谈出书时的情况跟20年前的萨哈罗夫完全不同，“当我准备谈他的书的细节时，魏京生说：‘我们是不是先签个合同？’我说‘其实不需要，我跟萨哈罗夫’就以握手为凭。但魏京生说，‘不，我要一个书面合同’。 ”
伯恩斯坦说，回到纽约，当看到了部分魏京生狱中书信的英文翻译时，“我才意识到魏京生拥有的无法想象的特质：没有人、没有监狱可以阻止他说他想说的话。”
魏京生就像我
伯恩斯坦在专访中说，“我认为他对中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仍在努力继续做他的工作。他非常了不起。他很像我，是个普通百姓，却关心自己的国家……中国的萨哈罗夫是方励之，魏京生是我——通过不同途径试图帮助别人的普通百姓。”
1993年， 北京在国际奥委会对竞争2000年春季奥运会主办权投票前，提前释放了魏京生和另一位老资格异议人士徐文立。当时，伯恩斯坦看到徐文立，满口牙脱落，面色憔悴。他被告知徐文立被单独囚禁在8平米囚室达5年之久。
“我问他，我回美国后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他说，我有个女儿，因为我是异议人士，他们不会让她进大学。你能让她进美国大学吗？” 回美后伯恩斯坦立即与担任巴纳学院院长的老友博茨亭联系。伯恩斯坦不仅帮助徐文立女儿在巴纳上学，后来还帮助徐文立本人来美后在布朗大学的就职。
伯恩斯坦在认识吴宏达不久后出版过他的两本书《苦风（Bitter Winds, 1994）》和《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 1996）》。伯恩斯坦在回忆录中对他有这样的描述，“我发现，在跟吴宏达的接触中你总能有惊喜。”
吴宏达不是个完美的人
伯恩斯坦说，一次是吴宏达打电话告诉他，“他实现了一生中的主要目标之一——让牛津英文词典收入了‘劳改’一词”。比这个更让吴高兴的是，2008年，他打电话告诉伯恩斯坦，“他获得了一大笔资金（Grant），他暗示在1000万到2000万美金之间——来自互联网公司雅虎。这笔钱是贡献给劳改的，建一个博物馆。”
《纽约时报》8月的报道，质疑吴宏达2007年从雅虎公司获得的用于援助被迫害异议人士家庭的1700万美元，“是人权基金还是吴宏达的私人金库”。伯恩斯坦对此的反应是： “这真是一团糟！ 我对他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欣赏。他刚到这里来时我认识的吴宏达是个受过很多磨难、希望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一旦他到了这里，开始自立的时候，他确实很聪明，他的兴趣仍在中国。但这件事他处理得不好，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希望他没有那样处理。”
他对已故吴宏达的总结是，“他远不是个完美的人，但他做过一些好事；最终，他没能妥善处理那笔钱。”
李禄赚钱很在行
伯恩斯坦接触过很多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李禄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 “他是个极其成功的企业家，他对赚钱非常在行。”
伯恩斯坦在书中说道，李禄可能是适应美国生活最快的一位六四学生领袖。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仅用了6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法学和商科）。伯恩斯坦说，从第一次请李禄在曼哈顿吃饭，到请他到郊区别墅作客，李禄“总有一辆小车在外面等他”。
直到伯恩斯坦两口子听说他要毕业了，准备给他开派对时才知道那车子是谁的。李禄告诉他们，“哥大最富有的校友之一听说他毕业，非常希望给他开一个派对”，李问道，这会伤害到你们吗？“我们告诉他，一点儿都不会，尤其是当我们听说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约翰·克鲁格的时侯。”伯恩斯坦写道：那辆车又在等着他。
伯恩斯坦对李禄从人权界消失颇不以为然。他告诉美国之音：“据我所知，他已经完全不参与人权了，对此我有点失望。我认为他应该想办法参与。也许他有。过去我不常见他，现在没了，大约有一两年没见了。”
伯恩斯坦感慨地说：“我年轻时就懂得，学习生财之道就像学习其他东西一样，你可以成为高尔夫球手、优秀的音乐家、高明的医生，你也可以成为赚钱能手。可惜的是，人们以为只要会赚钱自己就会具有别的品质，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权是伟大的力量
1998年，由其家人、朋友和同事在耶鲁大学建立了罗伯特·伯恩斯坦奖学金，每年为两到三位有志于促进国际人权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提供奖学金。2015年，纽约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伯恩斯坦人权研究所，其中设立了一个“中国和国际人权法研究项目” ，还有一个商界项目，由前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克·波斯纳负责。
当问到为什么他一生如此锲而不舍地从事人权事业，尤其是对他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上都颇为遥远的中国人权，他说，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能有时间、能力，或足够的幸运，为那个社会作出某种贡献，而他深信人权事业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有十个孙辈、重孙辈，他们在我之后还要生活很久。说你想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这也许听上去很幼稚。但人权，我认为是正在起主导作用的伟大力量之一。我要继续参与其中。”
现年93岁的伯恩斯坦说，“我做不了每一件事，现在主要介入两件：中东和中国的人权。这是很少几个我仍参与的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