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抗争的时代结束了。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起于1976-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到了1989年六四达到第一波高峰。因为民主运动准备不足，或者说，最初的运动只是一种情绪表达，主导者们和参与者基本没有在中国推进民主制的独立准备。在军队进北京大屠杀后，运动主导者们就不得不流落至海外。在海外的27年抗争中，一方面民运团体被中共破坏（当然与民运自身的弱点分不开），民运被分裂，或者组织被瓦解；另一方面，在抗争中，民运主要人员的个人理论和能力水平弱点，就渐渐显露出来。主要的是民运主导者一直没有树立清晰的理论，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资源雄厚的中共，更不知道如何发展自己。国内的民主运动在中共警察和中宣部的压制下也基本处于静默状态。尽管如此，中国民运的存在宣告了一个抗争时代的开始和无抗争时代的结束。
1976年前，人们只知道毛泽东统治下发生过3年饥荒，却极少有人知道当时饿死了3000多万农民。3000万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比如今台湾的全部人口还要多20%。同样使人不可理解的是，这样多生活在饥寒交迫下的农民，竟然没有人起来反抗饥饿；甚至连饥饿的信息都被严密地封锁。怎么回事呀？因为，在中共党体制的严密统治下，大陆的抗争运动被严酷地“消灭”了。失去了抗争组织的人群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反抗能力——向外部世界传出自己垂危的呼救声。在没有了抗争组织条件下，当专制权力集团把党内知道真相的良心官员压成“哑巴”，共产党的假新闻宣传，很容易就遮盖了真实信息传播；外部世界不知道如此多的人在垂死挣扎，中国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动民变和兵变的可能性。于是，便使中共官僚集团可以为所欲为。
由此可知，现在的民主运动虽然在海外，虽然其力量还无法与中共交手，但它已经改变了中国一党独控信息的局面。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已经无法凭借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再封闭外部世界对中国民生的视听；无法再愚弄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智商；无法再完全用党意识对人们进行洗脑。民主运动使中国进入了信息和意识抗争的时代。
三，有效抗争
为了说明抗争的有效性，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低效抗争和无效抗争。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被官僚权贵欺负的弱者不断地上访，被截访后，再上访。可是大部分人的上访都无结果。我们还看到人们罢工、游行（警方不批准的），最终大部分都被镇压下去，只要上面不来干预，官僚们对老百姓的抗争基本不当一回事。我们还看到有人以自杀、自焚，或者个人暴力反抗来表达抗议，但其效果最多也只是某些责任官员被解职，或者最多再给亲属一点赔偿。律师们尽职责帮助被侵害者抗争，结果自己反而成了受害者；少数有正义感的官员帮助受害者，自己反遭官僚利益集团陷害，身陷囹圄；等等等等。这样的抗争面有多大？在西藏，在新疆，在香港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在大陆沿海和中部地区，老百姓与官僚、军警的关系也处在高度对立心态下。抗争几乎处处在，却触动不了整个专制系统。这样的反抗说明，抗争是低效的或无效的。因为无效，官员恶行不受惩罚，专制系统就可以劣迹加孽迹的运转。一方面，这些低效、无效的抗争给封建性中共党专制体制带来了苟延残喘机会。另一方面，抗争者用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抗争，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使中国社会恶行更嚣张，抗争者更无奈、更气馁，更绝望。可悲哀的是，一些盲目的抗争者连向谁抗争都不知道，抢劫无辜，杀孩子，打击其他抗争者。
怎么样才能形成有效抗争？四个字：团结、组织。
这四个字很容易理解，只是要做成功不容易。比如组织需要的理念性系统理论，民主运动没有，中共现在也没有。组织需要的基本经济支持系统，中共有，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没有。组织的维护和保障系统，中共有，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还是没有。民主抗争现在唯一依靠的是人心，这是中共没有的。
既然组织对民主运动的有效抗争那么重要，那么，我们就来谈一下民主抗争组织的组织。
第一，不管在理论上还是活动中都要避免空谈。现在的民主活动主要有两种内容，一个是讨论中共，批判中共，分析中共和讨论共产党的内部矛盾；另一种是抗议暴政。这两项内容当然是不可回避的。但是，更主要的一项内容，关于民主运动本身的组织却被忽视了。体制外民主党在中国民主大变革中的位置，思想理论，如何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发展壮大，以及各民主党派如何处理关系，实行什么样的准则等，这些有关抗争运动本身发展的议题却很少被讨论。习近平说中共空谈误国。对民主运动，空谈也是误国误民主的。中共对空谈已经不感兴趣，但他们却可以通过某些渠道，出钱支持海外民运人士“畅谈民主”，这不该引起民运注意嘛。当然，这不是说评议应该结束了，而是说民运需要大幅度提升议题对抗争组织的有效组织运作。民主运动至少在表面强大的中共专制权力面前不能显示出无能为力，不能陷入一种只会评议中共专制的评论家形象，逻辑上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和效率。
第二，民主运动需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核心。相信大家都明白，所有的抗争都是力与力的较量。而力量的集合是需要核心的。现在的叙利亚战争中，反抗势力的互相斗争给ISIS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民主运动内部的分裂正是中国专制势力能维持脆弱统治的条件。没有领导核心和领袖，谁能团结整个民主抗争运动？组织核心和领袖是效率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民主运动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和领袖人物（哪怕是象征性的）。如果民主抗争运动连这样的核心和领袖都产生不了，现在的民主抗争运动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核心和领袖问题上，为什么现在的民运各党达不成协议？除了理念上的认识不同，各党的经济和人员组织也是原因。这种情况在所有抗争运动中都能看到，并非民运特有。解决的办法可以通过讨论，制定原则和条款，签订协议来解决。
民主抗争的核心和领袖不能同于专制体系的核心和领袖，这是一开始民主抗争运动就要明确的事。民主抗争的目的是建立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不是建立领袖或核心统治。所以，民主抗争运动的核心和领袖需要有较高的个人品行和民权思想，有团结众人的胸怀，有洞察形势的基本眼力。
第三，尽快做好应对大变局的准备。
形势正在向有利于民主抗争的方向发展，对体制外抗争运动和体制内民主改革派，这都是历史机会。
重要的准备在三方面：一，人才、骨干和支持阶层；二，必要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运作能力；三，战略和策略准备。理论上说，在利益上支持专制体制的只是中常委，中共政治局和各地主要官员（省委书记）之类，其他阶层都倾向于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因为法制和民主对权贵外的所有人都有利。这也是民主抗争运动可以获得最广大人才了骨干的基本条件。不要把所有官吏和公务员都列入专制集团。广泛争取每一个人（包括接受民主理念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常委），是民主抗争运动可以施行的政策。对国内所有阶层，特别是官员、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和中共老干部，民主抗争运动现在就应该公布自己的政策原则。
没有经济实力，民主抗争运动就不可能有专职工作机构，没有职业组织者；整个机构又如何能有效运转。一年开几次会议，连会议费用都费尽周折，既是27年来民运一直发展不大的原因之一，也说明现在的民运组织者能力上存在很大缺陷。如果忽然出现六四式的变局机会，民主抗争运动拿什么来支持事情发展，推动效果扩大。
有一个词现在很流行：应急预案。常态下，人们可以从容研究对策；可是突发紧急状况下，事情就容不得人们再去讨论和思考，一旦决策错误，极可能就是悲剧性或者满盘皆输的结果。运筹于策帷帐之中，决胜于突发事变，是民主抗争运动现在就要在原则方案上准备好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个人统治风格使中共集权统治状况不断恶化，加上经济形势滑坡，使专制机制的各环节运转失灵。习近平能说出“人心不古”这样的话，可见形势对其集权统治的挑战之大。六中全会的习“核心”和两个强化党内统治的文件，更透露出未来习近平体制可能会发生大危机。对民主抗争运动机会时间已经迫在眉睫，就看体制内外的民主运动活动家们能不能抓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