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本书。是有关中国领导人的一本分析著作。
中国过去有什麽样的领导人？将来会出现什麽样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传达给其人民和世界的是什麽样的愿景，而他们会是如何改变？这些领导人将如何与他们要治理的越来越複杂，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互动呢？中国的多元主义会越来越固定在越来越普世化的体制，法律，规章和伦理规范之中吗？这一些列问题，是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担任美中关係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他的新著《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一书中，提出和试图给出答案的问题。
让我们先介绍作者的结论。蓝普顿认为：第一，中国政治制度自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掌权以来已经彻底变了──领导人变得更弱，社会变得更强，而领导阶层和社会都变得更加多元。但是第二，若是政治和治理结构及过程没有更进一步的根本改革，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没有进一步演进，将会很难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先说不准确的地方。蓝普顿认为，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改变，领导阶层和社会都更加多元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多元化并不代表国家或者领导阶层权力的弱化。相反，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反导可能因为利益的分歧而导致社会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互斗，从而削弱了社会的力量，让国家可以分而治之。中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长确实是惊人的，社会的相对自由度也有所提高，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的，相对应的是国家力量的更加强大，这一点，从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实质性掌握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至于各级官员人事的任命，军队的控制和宣传系统的严密监视等等，更在在说明了并不是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而是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蓝普顿只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生活比起过去更加活跃的一面，而忽略了国家主义的背景下中国的政府也日益强大的一面。
至于说到领导人变得越来越弱，也是对于中国的误读。蓝普顿认为：“毛泽东在他最后十多年所拼命抗拒的正是体製化，规则化，官僚化和对领导设限的过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然后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再到习近平的过渡，有一种进展反映着韦伯的期望。”这样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第一，相比毛泽东时代而言，或许中共领导人的个人独裁专断的程度大幅下降，但是这一点体现在邓小平身上，其实是要打折扣的，因为虽然有陈云，李先念等同侪的牵制，邓小平的统治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强人的统治，没有领导力变得更弱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局常委的作用有所提高，个人专断的性质有所下降，但是正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并不是一言九鼎，所以判断中国领导人强弱的标准应当是领导集体，而不是个人。而作为领导集体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也看不出政治力量变得更弱的证据；
第三，习近平掌握权力之后，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个人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是中共领导体制向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回归的趋势，这一点外界是有共识的。至于蓝普顿认为，习近平类似于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领导人，他们“比较像是已有建制秩序的政治机器的润滑剂－降低摩擦，建立同盟，找出渐进方法摆脱政治问题，交涉务实的协议，以及执行系统维修工作。”这可能是作者撰写此书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习近平最近一两年在打击政敌方面的大动作导致的误解，习近平本人对于毛泽东领导风格的推崇，使得他不可能通过“交易”的方式完成党内的权力平衡问题。他反倒比较像是蓝普顿提出的第三种类型的领导人：权力支配型。这样的领导人以追逐权力为目的，而不是把追求权力当作其他目标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