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中全会公报出台后，笔者读到的分析文章中，陶仁的《旧制度遭遇新核心：六中全会后，中共政治走向何方？》是非常有见地的一篇。文中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十九大之前最后一次有实质议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从严治党”。会议中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相当于为四年的“反腐”工作定性、总结。此外，六中全会也涉及即将在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历经四年官场整肃，仍躲过明枪暗箭并笑到最后的正式中央委员，将成为下届政治局乃至常委人选的基本盘。
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六中全会将反腐纳入“党统”，与此同时酝酿人事布局，“习核心”徐徐登场。在这背后，却也包含着更多的博弈与伏笔。
六中全会后，“核心”冉冉升起。比起前任，“核心”的意义不言自明。更何况，这也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在任内自封“核心”。
1989年6月，临危受命的中共新总书记江泽民得到邓小平的站台支持。已宣布退休的邓首次提出了“毛、邓、江三代领导核心”的说法，并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自此，“三代核心”的说法一直延续，直到十七大胡锦涛意外表述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胡锦涛的这一头衔，被看作是权力分散、集体领导的象征。而此次习重提核心，不来自于任何他人“钦定”，且在第一任期尚未结束时就已确认，规格空前。
一方面，“习核心”在六中全会成功进入中共官方话语体系，表明对习近平的个人形塑，已从自我宣传走入党内法定程序。带有“习核心”的公报能够获得通过，代表习近平有能力争取到相当数量中央委员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公报在增添“核心”的同时，也增加了对领导人“禁止吹捧”、“坚持集体领导，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的条文。在习近平外部形象和内部权势都迅速扩展的气氛下，以如此绝对化的语气，将“禁止吹捧领导人”与“集体领导”写入公报，十分耐人寻味。这背后，极有可能存在著政治博弈。由于外界无法得知开会的讨论过程，我也只能依据过往的中共政治规则提供两种解释：
可能性之一，是这两条规矩并非针对习本人，而是用以规训中共高级干部和地方党委书记，淡化其他干部的明星效应，防止如薄熙来式的魅力型地方领袖再度出现，防止挑战中央权威的情况发生。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可能是习近平的对手阵营，对“习核心”的反击。中共的派系之争从未停止过，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作为十七大时异军突起的接班人，习近平在北京的根基并不牢固，上任后四年的反腐，也势必会大量树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并非没有对立阵营。
尽管“习核心”的提法可以强势获得通过，但对手似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有所限制，便重申了对集体领导的坚持。因为在对手看来，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重要的不是在民间有何反响，而是这种反响会不会助力于实际权力的增长，让习近平在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中有更多专断的资本，使其他政策也都像“反腐”一样，具有不可颠覆的民意基础和正当性。
此外，对手能够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样毫无回旋余地的措辞，试图维护住“集体领导”的底线，则说明习对于中央委员会的控制还不够，对手选择在“核心”这一名义称谓上让步，来保住现有制度的实体。
这种博弈，为何会在中央全会上出现？事实上，它与中共形成的制度传统密切相关。
依笔者之见，所谓“习核心”的提法，是在中央层面，而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是对从省市自治区往下的各级党委的“党内生活规范”。所谓“禁止吹捧”的提法，意指对领导人的宣传不能“失于严肃”，而是要象李鸿忠所表现的那样，“从道理上阐明”拥戴习核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搬不上台面的‘明主’论”，说的是王沪宁在上海时的“理论知音”，江泽民朝代与王沪宁同为“国师”的刘吉的那套“理论”，如今更为打动习近平。
刘吉当年被江泽民从上海调进北京后，一直以“党内开明派”形象示人，他在与人文社科界人士对谈时说过：在大陆社科研究界,特别是研究方向与时政有直接关系的研究界,持有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种是所谓“学而优则仕“,认为在专家治国的今天,学者就应该利用自己的所长参与现实政治;另一种是所谓“学而优不仕“,认为学者就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的立场和对现实的积极批判态度。
刘吉认为:”君主,特别是昏君,无不是一意孤行,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均由他主宰。他是一切决策的唯一主体。
“时代前进了,民主代替了君主。人民通过一系列科学程序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人民当家作主,是为民主。民主的决策也是一个主体—-人民,祗是从个人变为群体。
“可是,还有一种情况。纳谏如流的唐太宗是杰出的代表,可称为‘明主‘。他能够并鼓励人民及其代表发表各种治国安邦的意见,然後由他作出判断决策。於是决策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人民,一个明主。官尚清官,主爱明主,这大概是中国政治一大创造,一大传统。“
由古及今,刘吉进一步认为:”我们是一个12亿人口多民族的大国,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是无法凝聚在一起的;12亿人口大多数还处於小生产方式和小生产观念的阴影下,他们更多地要求的是‘明主‘。大多数人要求‘明主‘,这就是当代中国最实际的民主。在小生产观念下,实行民主就可能被理解为打倒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民主的口号下疯狂起来的。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痛。“
无疑,刘吉的这套理论如果原封不动地写成理论文章,既是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反动,又逆现代社会潮流。正如他自己所哀叹:”‘明主‘说,领导不爱听,个人民主主义者们也不爱听。但我认为这是当今一大实话,说老实话是不容易的。“
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晚年生活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定期到江泽民府上陪江泽民“谈古论今，忧国忧民”的刘吉，肯定是没有参与如今习近平政权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的起草，但如果把这公报的核心内容浓缩到再精练不过的话，不就是“官尚清官，主爱明主”吗？
毫无疑问，如今已经高就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是习近平直接领导下的六中全会总主笔。而王沪宁的观点，事实上已经被他的理论知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以“民间人士”口吻，用“体制外”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外解读过了。萧功秦先生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说过：如何把习近平的新政内容综合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新政是新权威主义强化版；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萧功秦认为习近平新政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而如上这些措施从构想到实施，王沪宁功不可没。
难怪中南海里已经有议论说：别看出现在官方电视画面上的王沪宁总是在习近平面前毕恭毕敬，但在幕后决策过程中，习近平对他王沪宁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