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上海,虞英曾在一辆警车内。她和丈夫韩飞龙一起工作,并一起被捕。
 
上海——警方破门而入,身处其上海公寓卫生间内的韩飞龙(Peter Humphrey)被扑倒在地。二十多名警员突袭了他的家。他们没收了与他作为企业调查员的工作有关的文件、笔记本电脑和硬盘。
 
韩飞龙和妻子虞英曾被带到了803号楼,一个以阴森闻名的犯罪调查中心,那里面对的通常是人贩、毒贩和政治活动人士。缺乏睡眠、饥肠辘辘的他在当天晚些时候被转移到了一个拘留场所,并被关进一间钢笼,绑在铁椅上。三名警官坐在外边的台子上,要他招供。
 
韩飞龙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到严厉的审讯。他和虞英曾在此前为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工作,这家英国制药企业因为涉嫌诈骗和行贿而在中国受到了调查。
 
葛兰素史克案以该公司受到金额接近5亿美元的创纪录罚单以及多名高管认罪作为了结,它颠覆了中国的权力格局,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决意收紧对跨国公司控制的日益强势的政府。在韩飞龙夫妇遭到逮捕以来的三年时间里,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释放出了该国威权体制的全部力量,这算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经济民族主义议程的组成部分。
 
受逐利动机驱使,许多跨国公司都曾在中国挤压底线,那些迫切希望引入海外资金的官员很好说话,让它们产生了一种懈怠之感。葛兰素史克更是走上了极端,任由腐败滋生。
 
当贿赂指控浮出水面时,该公司遵循了老套路,没注意到正在重塑中国市场的巨大变化。葛兰素史克没有坦白认错,而是试图淡化问题,并诋毁指控者——以为官员们不会在意。
 
在这一过程中,用于行贿的iPad、神秘的性爱视频以及会给自己的行动冠以秘密代码的企业调查员纷纷冒出头来。电子邮件、企业机密文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获得的其他证据,以及对涉及该案的数十名高管、监管人员以及律师的采访,让该公司的过失昭然若揭。
 
葛兰素史克案的余震至今仍在中国不断扩散。当局发起了一波调查,迫使跨国公司采取守势。今年,中国政府就反垄断事务加大了对微软的调查力度,要求它提供与中国业务有关的更多细节。
 
就在两星期前,澳大利亚赌场运营商皇冠度假酒店集团(Crown Resorts)的一些驻中国员工,其中包括几名澳大利亚公民,因涉嫌从事与赌博有关的犯罪行为而被当局拘捕。
 
各家公司争相寻求新策略,以免被中国这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拒之门外。迪士尼(Disney)和高通(Qualcomm)都在讨好中国领导人。苹果(Apple)被罚之后正重新评估自己在中国的税务策略。一些跨国公司正就如何应对警方突袭对员工进行培训。
 
这场打击行动促使葛兰素史克以及许多制药企业彻底进行重新思考。为了取悦中国政府,制药商已经做出了降低药价和全面修正销售方式的承诺。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对外企网开一面的政策,”长期担任西方公司法律顾问的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中国政府以前不想造成尴尬,或者给外人留下中国腐败丛生的印象。但他们现在已经不这样想了。”
 
让葛兰素史克案愈演愈烈的,是被忽视的线索、糟糕的沟通以及对事实的故意回避。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这家制药企业对一名举报人多次发出的其中国业务部门存在系统性欺诈和腐败的警告置之不理。
 
该公司的内部控制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杜绝欺诈的程度,它甚至无法发现问题。时报获得的该公司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在公司内部,那名举报人的指控被斥为“抹黑行动”。
 
葛兰素史克只想让问题消失。它对疑似举报人实施了报复。它雇用韩飞龙和虞英曾调查该名女子的背景、家人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以此诋毁她。时报获得的文件和电子邮件显示,葛兰素史克甚至有可能把矛头对准了错误的人。
 
这些都不重要。指控是真实的。
 
检方指控这家全球制药巨头给那些开出其药物的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回扣。2014年,葛兰素史克交纳了近5亿美元的罚款,是中国当时对跨国企业开出的最高罚单。中国区的五名高层认罪,包括葛兰素史克中国业务的负责人——一名英国公民。西方高管被起诉的情况颇为罕见。在卷入丑闻的情况下,该公司在其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的销量暴跌。
 
葛兰素史克拒绝了记者多次提出的置评请求,让记者查阅早前的声明。“葛兰素史克总公司完全认同中国司法机关依法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服从中国司法机关的依法判决,”其中一份声明写道,“并向中国患者、医生、医院和中国政府、全体中国人民深刻道歉。”
 
被捕时皆年近六十的韩飞龙和虞英曾也受到了处罚。两人因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政府手中的个人信息而在狱中服刑两年。
 
韩飞龙被塞进一间牢房,和其他十几名狱友挤在一起。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其他家具,只有一个开放式的厕所和头顶的一盏荧光灯。韩飞龙说,被关押期间他背痛,还出现了疝气和前列腺问题,后来被诊断为癌症。
 
“我处于完全震惊和崩溃的状态,”和妻子同在2015年7月获释的韩飞龙说。“我身体垮了,精神崩溃。我45天没睡觉。”
 
告密者的出现
 
2013年1月,一封发送给葛兰素史克董事会的匿名电子邮件详细描述了其在华业务中的一起欺诈事件。这封邮件长达5200个单词。
 
邮件是用纯正的英语写的,组织结构如同一份企业备忘录,在写着“医生会议旅行度假”的页眉下面,这名告密者写道,医疗人员打着参加国际会议的幌子享受全程免费的旅行。葛兰素史克负责机票和酒店住宿费用,还提供现金供其就餐和观光。
 
在一个被标注为“葛兰素史克为掩盖在华非法营销手段而篡改账簿和记录”的章节中,邮件解释了该公司是如何宣传药物可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的。比如,这名告密者称乐命达(Lamictal)这种药被大肆宣传为治疗躁郁症的药物,但实际上它在中国仅获准用于治疗癫痫。
 
葛兰素史克“差点因非法营销乐命达而致一名患者死亡,”时报得到的这封电子邮件说。“葛兰素史克(中国)花9000美元换来了这名患者的沉默。”
 
这封电子邮件只是告密者在17个月的时间里发给中国监管机构、葛兰素史克的高管和该公司的审计方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二十多封电子邮件中的其中一封。
 
当局向葛兰素史克追问时,该公司不以为意。它没有妥善地调查相关指控,也没有加强内部控制,更没有改变营销手段。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自中国开始开放经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跨国企业都避开了围绕贿赂进行的调查。中国需要外国公司通过开办制造业务和创造就业来发展中国经济。当局不愿危及投资,因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执法态度。
 
如果公司真的遇到麻烦,罚款也很少。少有的涉及跨国公司的案件往往是受了政治的影响。七年前,中国当局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的名义拘押了全球矿业巨头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的多名高管。最终,相关指控降格为行贿,该公司也躲过了处罚。
 
到葛兰素史克的欺诈行为浮出水面时,中国已经变了。
 
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了经济领域的龙头国家,在金融危机过后,世界其他地方放缓时,中国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让中国在面对外国公司时处于上风,后者越来越依赖中国日渐扩大的消费群体带来的利润。
 
随着经济实力而来的,是共产党民族主义色彩日渐强烈的立场。已经在严厉打击中国公司的当局希望表明,和美国监管机构一样,他们也会处罚和制裁跨国公司。
 
而大型制药企业在中国违法并非秘密。
 
多年前,咨询公司德勤(Deloitte)就做出警告,称中国制药市场腐败横生。就像德勤所发现的那样,医生和医护人员回报不足,因而容易在被许以现金、礼物、度假和其他好处时听从劝说,多开处方。渴望增长的大型制药商则乐意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更适合这种类型的腐败,因为它是一个医生和医院严重依赖药品销售的市场,”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并研究该行业的杨大利说。“它们如鱼得水。”
 
美国调查人员曾因在国外的这类行为而惩罚过多家大型制药公司。2012年,礼来公司(Eli Lilly)和辉瑞公司(Pfizer)分别同意支付2900万和4500万美元,就多项指控达成和解。相关指控包括员工在中国贿赂医生。虽然了结了案件,两家公司对相关指控却不置可否。
 
同年夏天,葛兰素史克因宣传抗抑郁药物未经批准的用途、未汇报一种糖尿病药物的安全数据以及提供回扣而在美国同意支付30亿美元的罚款,并对多项刑事指控表示认罪。
 
在那之后,葛兰素史克的首席执行官安伟杰(Andrew Witty)承诺,“我们决心永远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但还是发生了,这次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