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的档案照
随着毛泽东撒手人间，在文革中动荡的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的契机。被几次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终得机会实施他在韬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国之蓝图。
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座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何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
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喇嘛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
达赖喇嘛方面立刻做出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1979年的3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进一步表明了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有一个绝对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的强硬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强调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得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的统治下，要比在达赖喇嘛的统治下发展得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
但是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按当时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党委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全区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粑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一九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一九八零年，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粑少了，是因为文革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藏人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
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在当时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