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不是很正常？两个机构对同一个人呢？你可能会想到，在一家公司求职未果的人，随后被另外一家公司录用了，那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否则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太容易被判死刑了。那么，假如这是两个权力机构呢？你可能习惯性地认为，这大概是一个问题。
最近河南焦作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叫贺永星的水果商，今年先后两次被《焦作日报》分别以整版和头版头条进行报道，被认为是扶危济困的好人，组织水果摊贩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人”。但是，报道见报后不久，他却被以“欺行霸市、控制焦作香蕉批发市场的黑社会团伙老大”的罪名，遭焦作市公安机关逮捕。(11月20日《南方周末》)
一个是党报头条，一个是公安机关，到底谁说了算？
根据报道，焦作公安机关在事实认定和办案程序上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涉嫌对其中一个当事人搞刑讯逼供。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姑且相信，当地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审理和判决。法院不会判决、而我很感兴趣的是，这个和公安机关判断相冲突的当地党报头条将会遭遇什么命运？人们对这个现象如何理解？
也许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法律说了算，媒体怎么能够作出和执法机关意见相左的报道呢？当地警方也是这样想的。那篇题为《好人三哥》的报道发表三天之后，焦作市公安局找到了《焦作日报》，提出该文报道失实，并称，在公安机关调查贺永星期间，给贺做正面报道，是跟公安局“唱对台戏”。
焦作市公安局的态度耐人寻味。首先，公安机关固然是执法机构，但是它并不代表法律的认定，只有法院的判决才是法律的认定。一个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侦察和抓捕，并不等于他就是法律认定的罪犯。其次，公安机关抓错人的例子也不少，这也是难免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只要依照法律程序办事，而且最终能够进行公正的审判和合理的赔偿。再次，所谓舆论跟公安机关“唱对台戏”，只要没有恶意诽谤公安机关，那只能视为一种正常的舆论监督。这自然会给公安机关的工作造成压力，从社会公正来说，这恰恰是一种应该有的压力。最后，就算法院判决有罪的人，媒体可不可以报道他做过的好事？
在这些问题上，焦作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德有似乎并不糊涂，他在11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可能贺永星曾经做过好事，但助人为乐与违法是两回事。”既然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公安局要找到报社，抗议报社和自己“唱对台戏”。
可悲的是，《焦作日报》似乎连这位王副支队长的认识水平都没有，在警方抗议之后，并没有作出独立的调查，就直接对当事记者陈作华进行了处理，撤销了他的《焦作日报》都市新闻采访部副主任职务。报社显然认为，公安机关的认定就等于事实；报社还认为，一个涉嫌犯罪的人就不可能做好事；报社更认为，媒体就是不应该和公安机关“唱对台戏”。所以，尽管陈作华辩解说，“其实我并不是想和公安局唱‘对台戏’，采访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贺永星涉嫌组织黑社会，而我自己走访那么多人，也没有人说过一句贺永星的不好”，他还是被撤职了。
记者陈作华也没有媒体的独立意识，他的本意是要树立一个好人好事的新典型。《南方周末》的报道说，2007年9月发现该新闻线索时，“当时我就觉得，(贺永星组织的)‘金香蕉’互助组是农民在城市谋生所结成的互助团体”，和农民合作社是同样的性质。陈作华为自己撞见的这个新闻线索而兴奋。
树立典型的报道，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其新闻意义，而是其宣传意义和教育意义，因此力求报道的主角完美无缺。“大爱无私、热诚助人、乐善好施、扶弱济困，就是对此人(贺永星)口碑的关键词。”陈作华在稿子中写道。因此，从记者和报社的要求看，也不能允许被报道对象涉嫌犯罪。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陈作华寄希望于案件的审理。也就是说，他也认为，不是他错了，就是公安机关错了，舆论只能统一。
司法和媒体是现代社会中两大权力部门，它们应该各自独立，互不干预。然而，我们这里有些媒体和司法机关，都习惯了统一舆论，合谋行动。公安机关要“严打”了，媒体就说治安形势如何严峻，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深得民心；公安机关说以后要加强日常管理，媒体又说，“严打”破坏法治，警方应及时纠正。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彼此不能相容，都希望去纠偏对方，其结果不是媒体干预司法，就是司法干预媒体，最终仍然达成权力的合谋。
司法和媒体的权力合谋，对于社会公正来说，是一个威胁；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来说，是一种压迫。民主社会不是黑社会的江湖，“到底谁说了算”不是一个问题。(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