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下的非理性、重建国家的困难、处处设防的繁琐、高度警觉的城市氛围——巴格达证明，极少数人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地区长期置于未知的恐惧之中。而面对这种恐惧，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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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公路行车三百多公里进入巴格达。一路看到恐怖战争下重建伊拉克的困难：公路边栽倒着一个个扭曲的大型输电塔，如痛苦死亡的巨人。辛苦建完一个输电塔，恐怖组织只需派一辆车，夜晚在旷野中拴上钢缆，瞬间就拖倒了。

这就叫恐怖战争，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打算去巴格达，所有的人都说不要去，非常简单的印证是保镖价格。从巴格达机场单程前往市中心的“国际安全区”（IZ），保镖车价格是单程八百美元。巴格达机场公路以“死亡之路”闻名，沿路一度经常有恐怖分子发射迫击炮火箭炮，打中过不少汽车。

我看到恐惧下的非理性：既然威胁是炮弹，保镖有什么用？虽然这条路的最后一次袭击是两年前，可是身临其境，“死亡之路”听上去感觉就是不同。另外，住安全区的外国公司雇员出安全区，公司都要为他们雇保镖，价格最高的德国保镖一天一千五百美元，最低的伊拉克保镖是三百美元，据说后者反应不够快。

那天我向为联军工作的英国女子海蕊、美国商人亨利请教，如何去巴格达，正说着亨利就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在巴格达的一个雇员打来：一个亲戚被绑架，要紧急出售整套办公室设备以筹款救人。海蕊的工作是分析巴格达安全情报，而亨利曾在巴格达遇炸，所以他们对我说的是：恐怖袭击是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可你不知道那剩余的百分之十在什么时候发生。你撞上对你就是百分之百。海蕊是好人，对亨利大叫，让他劝说我不要去巴格达。我辩解说巴格达有中餐馆，有许多马来西亚劳工，我长着东方面孔。他们说，你不一样，假如有恐怖分子截拦，美国护照和记者证件就是死亡证书。亨利那段时间要去他的巴格达办公室，我希望跟他进去。后来我知道他离开库尔德就有十六个武装保镖跟着，我琢磨跟他去可能更不安全。

最后亨利为我找了个美国人凯西同行，她在二零零四年进伊拉克，这次有事要去巴格达。我告诉从巴格达来的阿拉伯旅馆经理，我要经公路前往巴格达，他对我摇着头说：“这很不明智。”我只是没有选择。出发前一晚，我发现自己问了凯西几次，走公路是否安全，她不置可否。我们坐GMC（小型客车）去，坐七个人。我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大巴，她说GMC人与人之间紧，假如有人打电话向恐怖分子通报车上有美国人，旁边的伊拉克人会听到，大巴就没有这个条件。我这才知道她也紧张。我事后庆幸自己走了公路，那是看到关键转折后的变化：所有检查站都由伊拉克军队接管，看不见美军。检查站非常多，绝对不准拍照，我远远拍了几张，车上的人都极其紧张，到了巴格达我才知道违规可能后果严重。那是斋月之后的节庆期间，公路上车辆增多，也显示安全信心在增加。

巴格达国际安全区有十平方公里，在市中心，严密封闭，只很少几个出入口，出入口关卡是最危险的地方，被炸过多次。新闻中心附近出口外有个警察局，据说修了炸、炸了修，最后就放弃了。伊拉克政府机构，包括国会和各大部都在安全区内。在巴格达局势控制之前，安全区也经常被炮击，尤其是靠边缘的建筑，国防部大楼就这样废弃了。安全区划分众多小区域，身份证分门别类经常更换，非常复杂。我第一次进去经过八九个关卡，其中一个关卡是检查汽车，必须打开全部车门和前后车盖，留下行李待查，人员另外列队搜身。守关卡大多是从尼泊尔、乌干达和南美来的雇用兵。联军新闻中心核发的记者证能通行的只是其中很小一个角落。即便如此，从最近入口进来也要经过四个关卡，因手机经常被恐怖分子用来启动炸弹，手机必须卸去电池。

联军新闻中心的记者工作室一进去就是一张招贴，公布了二零零七年被杀害的所有记者名单。这里严格规定，在新闻发布会上，镜头只能对准采访对象，不得拍摄周围同行和士兵，违者将立即吊销记者身份证。因为几年前发生过从安全区出去的十几个伊拉克人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事件。凯西告诉我，她从来不敢连续走同一个入口，怕被守在安全区入口外的恐怖分子盯上。美国一些报刊在巴格达设有记者站，CBS的记者告诉我，现在巴格达不是热点，一般只一个记者留守，可都有自备车和安全住房，通常有四十名伊拉克雇员支持，当然包括保镖。

我最后决定离开安全区进入市区采访。安全区外也有涉外旅馆，如著名的“巴勒斯坦”，都重兵把守，价格约二百六十美元一夜。我想住普通旅馆，就在离开安全区之前请人打电话，连续打了十一个旅馆，都不敢接受持美国护照的旅客，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吃了豹子胆的。我入住第二天就遇到美军在旅馆旁的一栋楼里捕捉狙击手。

巴格达内战停止、大势扭转已经一年多，城市气氛仍然是高度警觉，街上到处是伊拉克士兵、警察和觉醒组织的成员设的路障和检查站，街上不准拍照。第一天我拍七张照片被伊拉克军队扣了两次，第二次检查下来照片并没有军人或者军事设施，还是被收去护照和证件，来了三批官员，不知打电话去哪里查证我的身份，足足被扣了三个小时。这都是由巴格达人举报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好事，说明民众觉醒后开始保护自己的安全，以前没有人这样做。处在反恐前沿的士兵和记者，也总是紧张的。安全区工作的美军大多从来不出去，一直陪我的女兵对我说，只要出去你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一个穿着非常西化也很摩登的伊拉克女记者告诉我，她在去年八月被绑架六小时，打断了鼻梁，能活着出来已经很幸运。美国记者杰米在我到巴格达的三十天前，跟装甲车出去被炸。我曾经随联军装甲车队去一个小学采访，跳下车只见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冲上来和美军士兵打招呼。美军一路进去，三人一组保持非常专业的防守队形，我后来才知道，在巴格达有过一次同样的情况，恐怖分子利用这样的时机下手，炸死两个士兵，死伤八十几个巴格达的孩子。有过一次这样的教训，军队就丝毫不敢疏忽。这样的城市警觉会长期维持。

站在巴格达街头，我深切体会恐怖战争：极少数人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地区长期置于未知的恐惧之中。孟买刚刚传来东方版的九一一袭击，面对恐怖战争，国际社会事实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