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是最早提出“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学者，对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以及近来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中国未来走的方向，就是宪政民主的方向。
语调平稳淡定、逻辑清晰明确，吴思演讲时，像经济学者一样划出曲线、分析案例，但他喜欢说自己用的是生态学方法。他的历史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台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台版《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是中国近几年的畅销书，目前他担任中国敢于突破言论和历史研究禁区的《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最近，吴思在香港大学公开演讲，这个非学院派的学者大胆而另辟蹊径的学说，折服了许多人。
让吴思在中国知识界声名鹊起的，是一个叫做“潜规则”的名词，它指明了中国社会习俗中的幽暗角落，切中中国历史上制度改进屡屡失败的根源。因为它对中国现实强有力的解释力，这个原本用来研究、分析历史现象的词汇，迅速走红，变成中国媒体的常用词汇、寻常百姓的口头禅。“潜规则”其实就是灰色规则、内部章程，指没有正式规定但在某些人群中被普遍遵守的规则。潜规则通常有不法、不道德、或者其他不能明说的内容，比如给官员送红包，再如近几年中国奶业普遍出现的添加三聚氰胺现象。
后来，吴思还进一步提出潜规则的元规则——“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定律，简单来说就是：暴力者、最强者说了算，虽然暴力集团（强盗、土匪、军阀等）不创造价值，但却控制生产集团获得以暴力换来的血酬、进而以国家政策合法掠夺的法酬。吴思用这个定律以全新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比如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度为何无法延续下去；也富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国当下许多怪现状的症结，比如中国接连不断的煤矿事故、毒奶粉事件。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吴思头脑里对应或者说反抗的，其实是从小被灌输的、一度坚信不疑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尤其是“生产决定上层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教条。一九九六年开始，吴思开始较有系统地读史、论史，他在二十四史和近现代世界史中看到与此迥然相异的故事，好奇心促使他单刀直入，单枪匹马也要探个究竟。
尽管如此，吴思还是给自己的学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在资本主义时代，血酬定律失效。因为那时，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只有暴力被规训，权利才获得释放。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用“官僚资本主义”政治不正确（因为它是中共号称要打倒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但吴思认为，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资本—官家主义。中国历史一路下来，明朝时候是朱元璋建构的小农官家主义，后来发展成地主（乡绅）官家主义，清末以农业为主的格局开始松动，逐步出现工商官家主义。现在的资本—官家主义跟以前一样，核心还是官家说了算，因而其实没有跳脱血酬定律的历史阶段。而只有当官家退场，生产集团控制暴力机器，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资本民主主义。
虽然吴思创造了许多新名词，但他说这是很无奈的做法，因为实在没有适当的既有词汇可以准确定义一些复杂但真实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近年致力于重新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著名学者冯象，他对现代汉语的这种创造性抱持乐观态度。现代汉语从古文中解放出来的时间不超过一百年，中文的创造力需要学者、文学家去不断开拓疆界。从这个角度看，吴思的论述让人看到了颇为成功的词汇创新可能性。
在摇摇晃晃的香港地铁里，吴思突然问记者：“你们觉得找到归宿了吗？”“什么叫归宿？”记者不解其问。他很认真地答道：“归宿，就是那种可以认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我觉得香港是有的。但我还没有找到。”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吴思的思考轨迹，还没有跨过那条历史的鸿沟。以下是亚洲周刊对吴思的专访摘要：
从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角度，你怎么看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大量借用了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比喻。用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框架来看，三十年前，中国社会的物种非常稀少：没有农民，只有人民公社社员，不是相对于地主或国家意义上的自耕农；没有工人，只有官办企业的职工，他们是国家雇佣来做工的雇员，不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最大的物种是公社社员、国家职工、干部、知识分子（也是国家雇佣），国家体现为一个全面、完整的官僚控制的整体，一切都是官家的。这种状体持续了几十年，社员种植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职工生产的产品严重浪费、效率极低，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国内工业品严重短缺。一闹文革，官员的日子也不好过了，谁都觉得不好。
然后改革开始，最先突破的就是社员，社员变成自耕农，新的物种出现了，他们中间又分化出个体户、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商人、资本家。此外，农民中还分化出最纯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工，剩下的小农在坚守，但是他们的产出、质量依然远远超过之前的公社社员。
城市职工和官员成长路径和农村不同，体制先没动，体制外出现一批回城知青、劳改释放犯、待业青年，旧有的体制、官家的工商业吸纳不了他们，成为个体户。海外的也让回来了，他们办起了私营商业。体制外成长起了一棵大树。这些个体户、海外资金汇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民营企业群体，分化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个体户、中产阶级、白领。整个产出占据了半壁江山，使得原有的官家企业相对萎缩，剩下几个大企业靠垄断吃法酬（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收益）。
原来无所不包的大一统体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松动。意识形态上开始松动，从原来的阶级斗争到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是在放给民间更多的权利。政治上资本家开始入党，党内也从一个人说了算变成有简单的制衡，大致顺畅的接班人制度、到点退休。原来官家巨大的、充满整个天下的庞大物种在权力方面缩小了，出现了丰富、复杂、更有创造力的多样生态。这有两大好处，一是稳定，物种越多越稳定；二是变异多、创新多，容易出现更有效率的东西。这种充沛的创造力造就中国崛起。
那你怎么看待近年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
其实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农民的抗争一直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就在竞争、争夺之中，才能把每个利益边界划分清楚，最后形成法规，清楚了才不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物种越来越丰富、各个物种形成自己权利边界的过程。若能通过正常的投票、游行来表达，那就比较和平，但这些都被禁止了，就只能去打扁担、烧房子，就只能去上访，上访不行就杀人、爆炸，什么合算、什么有效，就用什么手段。
但这些事件似乎并没有造成一种明显的社会断裂。你怎么看中国社会的这种弹性？
中国农民的承受力之强、政府维持稳定的生命力之强，让人吃惊。我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到农村做详细调研，了解到农民实际的负担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远远超过规定的百分之五。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负担到这个程度就不行了，就会抛荒会出现流民，随时准备玩命，天下大乱。明朝的经验就是如此。但是现在流民进工厂了，不仅没有成为不安定的力量，还把在城里挣到的钱寄回家乡，所以乡政府从四五十人膨胀到二百人，搜刮掉了老底还有东西可捞。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沿海的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增长来自哪里？第一来自海外的资金和市场，第二是模仿新的技术，第三来自模仿新的制度——公司、市场、新型外贸制度。这些历朝历代都是没有的，海外的新东西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是开放带来的好处，模仿、汲取国外的新东西带来的好处。
后来一刀切取消农业税，剪断搭车收费，对付不断膨胀的官员，把农村领域的官民关系理顺了，农民日子一下子好过了，开始复苏，种地变得合算了，产出高了，一些农民工开始回流了，还可以在城里要求涨工资了，你不涨回去种地了，出现了民工荒，有了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也让人大吃一惊。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在历史河流里，你怎么看待这六十年，中国未来走向哪里是否看得出脉络？
谈论中国的未来，不能不看现在的台湾、韩国、日本。短期说不清楚，十年八年偶然性太大，什么事都可能有，哪个方向都有。但长期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计算，大概就是那个方向，越靠越拢，越靠越近。我们过去一代人两代人，也是很清楚的，走了一个弯路，立刻退回，退到失败的起点，重新起步。以后也是一样，走错了，还得回来重走，走对了一路走下去。走的方向，就是台湾、韩国、日本的宪政民主方向。
吴思小档案
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机动记者组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一九九三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一九九六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
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二零零一）、《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二零零三）、《隐蔽的秩序》（二零零四）等作品，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