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特殊利益集团（网络图片）
引言：神学隐含
中共作为当今世界最庞大的政治集团，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最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上的腐败只是很小一部分。以中共标准的文宣语言描述政治腐败是「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驰」【注一】。这种情况显然是对共产党作为基督教「副产品」之隐含构成了终极挑战。其一者，基督教神学训诫隐含在共产党组织伦理里面，使「仆人」成为「领袖」【注二】；其二者，谨于小事即末端治理【注三】是检证性规则。如果相反，新约时代的神学功能则完全失败，变为政治神话的结束，即如《诗篇》所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注四】。
关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我已有过专门学术论述【注五】，此不赘述。而关于共产主义政党（不惟中共一家）既有神话基因又终于自破神话，在过来苏联、东欧的政权实践中已有之，其如东德共产党（统一社会党）「自以为知道使人们感到幸福，如果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强迫他们取得这种幸福。这就是导致恶有恶报的那种令人不幸的逻辑和狂妄」【注六】。最后，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也作为神话结束，而政治局是源自苏联的顶层制度设计，尽管从运行开始它就与阴谋、政变、反覆无常联系起来。
一个在神学伦理上走向反面的政治集团不可能有前途。在自我溃败前，它也一定是最用力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尽管这样的集团有可能拒绝承认有特殊利益。形成拒绝，更大原因系于它不认可神学伦理在自己的政治运行中起作用，尽管它会制造出鲜活亦丑陋的祭司集团。
一、正当之维：会说的，不跟会听的
隐含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里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在政权实践过程中，政治腐败与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腐败（如出售赎罪符）一样，是对基本教义的威胁，也产生了新的阶层势力。不同的是：基督教由于天生具有思辨性而至改革与抗议不绝，发生革命乃内在习性；共产党权力体系迅速将政治腐败（像科技一般）转化为封建社会主义成果（像生产力的产出一般），并且,它无法通过内部抗争（如改革）与革命（如颜色革命）来实现自新，终局是「神话的结束」，一如沙博夫斯基所亲历。
「封建社会主义」是苏联政治的批判性总结，它在中国的表现形态是「世袭主义或曰江山主义顽固存在」【注七】。对于「江山主义」一词，有学者认同我的概念界定，此处不另引文献,也不展论述。要明确指出的是，江山主义就是中共特殊利益的经典表现，更是高级权贵进行政治分赃的内部规矩。通俗地说，是陈云所论「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注八】，而这一结论是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对「八九·六四」做出的策略性反应【注九】。而后，在具体实践中，江山主义的受益者也就不再局限于红色勋贵后代，而扩散到整个官僚体系【注十】。这样，江山主义也就更通俗化为「安排孩子」，其如一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平民子弟经历三十年奋斗成为中共某层次官员，他（她）的孩子在就业方面的机会自然优于普通民众的孩子。讽刺的是：（一）中共「本身没有特殊利益」不只是宣传口号，而是源自中共党章【注十一】；（二）中共特殊利益作为社会学问题被关注，是统治危机的表征。其稍早者如二〇一一年（胡锦涛政治晚期）中共建党九十年纪念会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七月十九日）被动回应了「既然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什么还面临很大维稳压力」【注十二】之提问，也只是言以「我们就要千万计把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好」【注十三】；稍晚者，是习近平反腐新政失败之际（二〇一六年），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十一月二十四）撰文称中共在所代表利益之外「不再有其他特殊利益」【注十四】，转而指向中共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国家梦想【注十五】。但是，郑文并未给出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可能指向，而这一指向是胡锦涛(党权)第二任期解决中共特殊利益显性化的重要策略，即言「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注十六】。
由胡而李再郑，观点表达的时间跨度为九年多，且不论他们阶位之差，只看中共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就不难发现其组织章程的荒谬程度。或者说，从江山主义而至「安排孩子」，这个组织源初（隐含）神学旨意完全被否定。尽管谶纬性质的「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未必就很快实现，但中共的内部性溃散早已发生，以致纪检机构不得不与「封建迷信」进行殊死搏斗，即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之外的「风水主义」进行肃清【注十七】。然而，这场肃清即便不是让反腐新政歧路亡羊，也必将是为渊驱鱼，因为一种正当性严重不足的规制加信仰系统失败后，必然会有分散的替代品出现。正当性严重不足的规制与信仰，在政治学上解释是复杂的，而朴素论之，其放诸俗世层面，无非一句中国极稔乡谚所云，「会说的，不跟会听的」。
「会说的，不跟会听的」极稔乡谚在网络条件下，呈现出两种新状态：（一）像李忠杰、郑志国那样或新闻或理论的说法，有传统纸媒蒙蔽条件所未具的负向刺激效果，即网络跟帖的进步民粹反应可以立时驳斥李郑之论，尽管有些会被立时屏蔽；（二）纸媒本身愿做网络版，刊登郑文的《人民日报》也确乎如此，而即便是纸媒本身想淡化此类被社会反感，也无法阻止「真诚信奉」者与「别有用心」者的网络转载。甚至说，没有非常精当的实证政治学分析为前提，则无从辨清孰者「别有用心」、孰者「真诚信奉」。
二、生存之维：要党，不能要民本
「别有用心」在网络时代是个非常有效的政治解构手段。比如说，本来庶众并不关心二十国峰会杭州会议开出何种成色，而中共高级权力层面却可以利用意识形态掌控权力来负面化政治对手，至少在猜测的意义上，所谓批判「杭州峰会大十谣言」【注十八】如此。再比如，关于习近平铁腕反腐真实目的之捧论，「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注十九】，实则是对江山主义的最好诠释。前者会让人想到「习近平不行啊，弄个峰会竟然惹出十大网络谣言」；后者则让人想到「闹腾去呗，反正是人家中共『八老』后代在保江山，跟咱寻常百姓何干」，等等。后项还进一步强化了「认为这是一幕党内权力斗争」【注二十】会说会听之辨下的公众心理。同时，像令计划被指为「使中央统战部党的领导一度弱化」【注二十一】，网络报道本身就证实令案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当然，不管是杭州谣言、反腐江山诸信息还是令案以政治因素居首，都说明中共党内民主已经十分稀缺，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共党章要素（总第十条【注二十二】）的实际结果是「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只是今日中共之独特现象，它是一切有政权经历的共产党之通弊，这个通弊是他们内部溃败终至国家丧亡的最根本原因。所以，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也成了民主集中制此一大神话之下的一个小神话。而民主集中制在共产党政权内之不可能，并非我的先见之明，尽管我进行了上述实证政治学的论述。韦农·波格丹诺（Vernon Bogdanor，一九八七）在总括了相当数量的政治制度文献后，指出：「如果共产主义政党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那么它们内部的运作方式与自由 型政党几无二致了」【注二十三】，但是，「在实践中，『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主导特征。」【注二十四】为使集中出现，至少是压制过多的派系诸求，党首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之于中共，当今反腐新政是之，而比此更可收效的则是毛泽东发动了小规模、可控制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注二十五】。
民主集中制是内部利益均衡机制，但它也高度关联社会福利。一旦集中成为主导特征，必须是社会福利的被削弱，其如习近平所论「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注二十六】。尽管政绩观念暨经济绩效合法性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但它是联系着传统民本主义的，也即中共最初建政的文化伦理在于民本主义。比如说，周恩来曾通俗地说：「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生活」【注二十七】，否则，「我们作了那么大的牺牲，付出那么多代价，就没有意义了」【注二十八】。正是基于朴素民本，中共革命家统治的第一代时间里，不断地自降意识形态调门，尤其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开始与日本、西欧进行贸易【注二十九】。当然，即便在强人政治时期，政治转型也是十分缓慢的，从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二次访苏而标志党际关系紧张，到一九六四年华欧贸易热潮，用了七、八年的时间。非强人型的胡锦涛政在二〇〇四年有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观念【注三十】，到二〇一一年以政府报告形确定消费增长应超过经济增长的导向【注三十一】，也是七、八年的时间，但其效不彰，以致于在统治的正当性方面遭遇疑问，即如前引的李忠杰搪塞提问之细节。
习近平政治以来，虽有强改革名号，但政治伦理全面衰退，致使统治正当性归零乃至是负数。为强使中共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存在，其选择「要党，不能要民本」也是政治逻辑使然。党高置于人民利益之上而不只是泛讲的利益代表已是基本事实。在强化党权的同时，必然又使「集中」成为主要特征，个人崇拜也是逻辑后果，尽管此次个人崇拜远无法与毛时代相比。之于社会，庆幸的是，有网络因素抵消了大部分个人崇拜的恶劣意图。总地来看，民本主义只不过是中共争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策略，一旦内部权力斗争需要或者统治生存之维发生严重危机，那么，民本主义必然被抛弃，至少是不短时间的搁置。习近平的其他政绩无意义之论，与「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一样的政治逻辑。可以细分的是，「文革」时期的草苗之辨，完全出于权力斗争；而当下的其他政绩无意义论，则兼有权力斗争与生存之维危机的两种因素。
三、祭司之维：没有宗教，但捍卫历史
扼要揭穿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之政治巨谎，只要一句子矛子盾的话印证就可以。其章程第三条第四款的党员规制有云「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这种说法是对原来「保守党的秘密」之修饰结果，粘连上「国家」可以使组织的地下社会性质淡化。但无论如何，「党的秘密」仍然是重要规则事项，而试想一个有自己严格秘密的团体，它能不是拥有特殊利益的组织吗？当然，这种自证性条文来自革命时期，革命时期的中共革命家人身风险极大，不以保守团体秘密为规制的代价是无法承担的。在中共自己确认的建设时期里，「保守党的秘密」发展成对公众知情权极为虐肆的伤害，形如警员踩住被击倒在地的农妇头发。没有必要，只为炫耀权力。从《江泽民文选》到《胡锦涛文选》，中间还有习近平的政治著作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的同类出版物，公开印行时都堂而皇之地表示「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首次公开」（或同类表达）。这几乎是人类书写史上的耻辱。
虽然作为书写现象，其足可深入批判，但是，它关联着宗教性质的祭司权力，尽管共产党体系坚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在另一端，祭司权力又很明了地显示在规制方面。言其明了者，中共章程所列工、青、妇三大巨型合法社团组织是党权充诺的充分发挥作用者【注三十二】，但唯有共青团被中共章程正式关系化确认而有专章【注三十三】，其他两者无之。规定内部关系化的章程平行地排除源本上的同列，这能说明这个政治集团没有特殊利益吗？而言其非明了者，「中共八大元老」【注三十四】则更准确地表现其系统性的祭司权力且是大祭司地位。大祭司权力的内在结构不仅是江山主义的源头，而且也是习近平选择「要党，不能要民本」的宗教基础。这里的宗教虽无名义表现，却是真实存在的。为了维护真实存在的宗教，作为共产主义体系里的宗教替代品的历史就变成一大「内战场所」。并且，只有以「捍卫」的姿态掌控历史诠释权力，才能勉强维护大祭司（八大元老）的基本形象。在统治正当性方面，历史诠释权力虽无足以挽救，却能减缓崩散的速度。
历史既是宗教的重要构成部分又可以对宗教产生强大的替代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统一宗教且多神信仰为世俗常态的社会，历史之权重则远高过于任何政权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共国家在已实质失去了历史诠释权力之后，反腐新政看似不搭界地干预到历史领域，尽管它所指的仅是关乎其正当性的国史、军史、党史【注三十五】，尤以军史为重。在军史方面，对红军长征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长征中具有神话性质的「飞夺泸定桥」之否定【注三十六】，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批判之外，更有反证来维护既定的历史形象，其如中共在建政后兑现了红军时期的欠条【注三十七】，以及有嫌事后附给即跟风当下政治需求的「文物举证」【注三十八】。此类作为有似希伯来历史上的申命(deuteronomy)行为，以提振时下道德状况，但是，网络时代改变了申命行为的信息条件，即由祭司集团单一、单向传递信息给受众的自然特权不复存在。比方说，即便是中共党史研究，关联革命时代派系与建政后利益格局重构，也无法掩遮邓小平与张云逸、莫文骅的私人恩怨【注三十九】。
任何革命的历史均会有不光彩的一面或诸多细节，其如在红军军纪严明（假定一枚银币的故事可信）之外，还有八路军在抗日时期的获取军资的非常手段，「打集」即为其一。其具体情形是：「手段是明着开枪（冲着天或冲着地，不打任何人），或者假装两方冲突，其中一方有人开枪。那个年代，老百姓听见枪响就发毛，何况又是大集上。好了，一下子炸集了。逃跑的摊主（比如蒸包子的）能带走只可能是钱匣子，最多顺带合手工具，更有的摊主连钱匣子也带不走。后边的事情就是游击队收集炸集后的东西（包子可先吃，蔬菜、粮食、肉、蛋之类带走，有现金也敛着），这样，可以补充一段时间的营养。」【注四十】虽然此等非常手段对补充军资有效，但远期政治成本非常之大，「到日本占领军投降以后，那些游击队人士在本地组建政权机构，号召力很差」【注四十一】。作为革命基因的「打集」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党权扩张波段有了它的变种，也就是说「打集上瘾在今天变成了『合法抢劫』，就是乱罚款；而公职人员普遍的馋吃懒做即办事效率低下，也是打集行为的变形体或曰衍生品」【注四十二】。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待「打集」，它并非革命时期的首创，而是参与者从社会史中的习得，其如晚清时期的捻军对进攻地的大规模财物抢掠行为（历史）是近晚学习资源。
结语：转型后的「放羊税」
历史诠释权力仍然很重要，即便它不在中国这样的俗世多神教被历史伦理统辖的社会也是如此。美国被称为「年轻的国家」即历史积累浅薄，但是，设立一个职能同于总统安全、经济（咨询）诸问题的「历史顾问委员会」已是重要的学术议题【注四十三】。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们不乏中国网络讥讽的「帝师情结」，他们认为像肯尼迪对待小阿瑟·施莱辛格那样，任命一位「御用历史学家」也是不够的，而是「希望下一任总统创立了一个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注四十四】。现在，还没信息表明特朗普会聘任一批历史学家组成方面顾问班子，然而，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历史洞察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名人、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望与展望关系之辨【注四十五】，都成了美国大牌历史学们要奉献史学智慧给新政府的依据。而对于一个需要转型的社会来说，「转型」的含义之多元可能会致枝蔓不经，但是：第一，历史知情权对整个社会极为重要，死死捍卫意识形态敲定的历史原则早晚要让位给历史知情权的平权，并且，网络条件也大大推助了这一过程；第二，即使倾向于认可中共国家经济增长带来良好社会改观的西方人士也认为中国需要转型（时间可能是五十年），「到那时，中国的政治模式肯定和现在不同」【注四十六】；第三，现行的历史暗中替代宗教的社会文化结构已出现垮塌趋势，即便中国大陆未在中共统治之下（设想另一种历史），这种情况也必然发生，因此，台湾国民党在固守传统史观后，在文化上彻底失败了。
一个更可进行学术分析的现象是《南京大屠杀》作者、华裔美国作家张纯如之死：她通过重新发现历史，陷入了对中国人奴性的彻底无奈；然而，她并未能从历史所无形中传承的贼性中解脱，以致于她的急就章式作品很可能是贼性结果那么一种文化悲哀与书写之耻辱【注四十七】。贼性，从历史中传承下来，使得由贼「变王」的阶级、族群完全低智化；若去贼性所撑，他们可怜的智力则无任何资格统治国家。比如说，他们以意识形态权能污蔑陕西放羊娃的世代生活简单重复【注四十八】，难道「父辈做高官、子辈亦高官」不也是「放羊模式」吗？更简单一些，江山主义与其扩版「安排孩子」在道德上绝对无法和「放羊模式」相比！
中国实现社会转型之后，应当对一切江山主义与「安排孩子」的受益家族开征政治遗产税，税率是他们财产总额的百分之三十。这个税收是对他们利用中共特殊利益集团绝对优势获取包括就业之优、升迁之利等转化为家族超额利润的回抽。此种回抽的专门用途就是救济社会极困人群（负税收作为），以及用于社会道德项目（如建立教堂），等等。设想中追溯中共特殊利益而弥补社会整体伤害的税收可以通俗地叫「放羊税」。一个转型后的「放羊税」远比现在的民主集中制神话更能唤起公众对全面社会改革的参与意识，也远比「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那样不稽妄说更具操作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注释部分：
[一]参见中国网·新闻中心版块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转刊《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信息量很大！最新披露的王岐山讲话，这七句话必看》（记者未详）。
[二]原句：「and whoever would be first among you must be salve of all.」[MARK，第十章第四十四节]
[三]原句：「One who is faithful in a very little is also faith in much, and one who is dishonest in a very little is also dishonest in much.」[LUKE，第十六章第十节]
[四]原句：「Man in his pomp yet without understanding is like the beasts that perish.[Psalms，第四十九章第二十节]
[五]参见我的自印集（珍藏版）《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源自《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生活信仰与领袖危机——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与民主前景（三）》。
[六]参见弗朗克·西伦、路特维希·屈纳对前东德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的采访录《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汉译本，孙瑞英、陈平、江中人译），第一百四十八页；孙陈江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二。
[七]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对封建社会主义的重点批判——当今中国为什么「更像苏联」？》，载于《零八宪章月刊》（网刊）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八]、[九]与[十]参见和讯博客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文章《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作者：桥团无限1975，网名，转载）。
[十一]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九页；章程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
[十二]与[十三]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报道《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记者未详）。
[十四]与[十五]参见凤凰资讯·大陆版块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转刊《人民日报》文章《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者：郑志国）。
[十六]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三卷），第十四页（各卷单另页码，全文〈增强忧患意识，把党建设好〉，第十至第二十一页）；胡著版本：同[十一]，二〇一六。
[十七]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号文章《王岐山忧惧党内「颜色革命」——中纪委批「第五个主义」》（作者：吴再广）。在该报道次日，英国每日电讯网站、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均有相关报道。
[十八]参见今日头条网·社会版块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日转刊中国江苏网报道《关于G20峰会的10大谣言》（记者未详）。
[十九]与[二十]参见人民网·时政频道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转刊「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文章《学习小组：习近平铁腕反腐的真正原因》（作者：铭则）。
[二十一]参见腾讯网·时政新闻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四转刊中纪委网站消息《中央巡视组：令计划使中央统战部党的领导一度弱化》（记者未详）。
[二十二]同[十一]，第三十页。
[二十三]与[二十四]参见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等译），第一百七十七至第一百七十八页（〈民主集中制〉词条）；邓等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二十五]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四百三十至第四百三十一页；沈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一。关于中苏冲突的中共政治原因，该书交待：「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二十六]同[十四]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转刊《人民日报》文章《人民日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作者：杨德山）。
[二十七]与[二十八]参见白永秀、任保平、何爱平著《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九十年》，第三百三十三页；白任何著版本：同[十一]，二〇一一。
[二十九]同[二十七]，第三百七十三页。
[三十]同[二十七]，第六百三十页。
[三十一]同[二十七]，第六百三十一页。
[三十二]同[十一]，第二十二页
[三十三]同[十一]，第六十至第六十一页。
[三十四]参见百度百科〈中共八大元老〉词条。当中所列两个版本交叉者有五人，分别是：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薄一波。不同三人，前者是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后者是宋任穷、万里、习仲勋。按生命时序，因前三者去世（李，一九九二；邓，一九九二；王，一九九三），后三者得以补入至其身死（习，二〇〇二；宋，二〇〇年；万，二〇一五）。
[三十五]同[一]是为所指「七句」的第三句，党员干部「有的对否定党史、国史、军史，丑化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错误三行三缄其口，听之任之」。
[三十六]参见[二十六]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转刊中国军网文章《军报驳斥虚无主义：有些人恶意剪裁历史 丑化领袖》（作者：卢毅）。
[三十七]与[三十八]参见中国文明网·湖南版块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转刊《广州日报》报道《长征在湖南：一枚硬币见证红军严明军纪》（记者未详）。
[三十九]参见「席琳的博客」（新浪）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博文《我为邓小平「狡辩」——兼评张云逸与莫文骅》。
[四十]、[四十一]与[四十二]参见我的学术随笔《从打集到最严重的产能过剩》，载于《参考》网刊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四十三]、[四十四]与[四十五]参见观察网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译文《格拉姆·埃利森、尼尔·弗格森：为什么总统需要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译者：中山大学法学院学生谢可晟）。
[四十七]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所刊对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专访《50年后中国需要考虑五大问题》（记者：桂涛），第十一版<特别报道>。
[四十七]参见我的学术随笔《张纯如死于贼性发作》，载于[四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四十八]参见百度知道，《1996年记者在陕北黄土高原的一个穷山沟里与放羊娃有一段对话：「今年几岁？」「十六。」「怎么不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