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个性,野花的自喻
蔡楚先生是浙江人入川的“产物”,一半川人的耿耿刚烈,一半浙人的柔软委婉。是什么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锻压在一起呢?是命运,是复杂的人生阅历。蔡楚自喻为“野花”是再贴切不过了,你再俏丽,也脱不了“野”的天然身份;你再狂野,也脱不了花的外型。所以,通过对蔡楚诗的阅读与其经历的想象,我更确信:只有诗和哲学这两种学问才是属于超然物外的,至于我赖以成名的经济学仍然是“沉沉阿堵”。
一、思想桑拿:被想象的锻压之路
怎么想象蔡楚的经历?他的简介中的窑工的经历能够唤醒我少年的记忆。
我有少年时代看过窑工在夏日的工作:砖窑虽然已经算是冷却,但拆封之后的窑里传出强烈的焦土味,更厉害的是比经常目测到的大地热流强烈若干倍的热气流,向外涌着;窑工们穿着马甲状的上衣,手戴破烂不堪的帆布手套,架着板车进去,出来时汗水已经透彻身体每一个部位,尤其帆布手套上的砖灰在窑工出来的那一刻就会被汗水“吻”了。可惜,汗水终于无法吞没强大的砖灰,被阻拦、被包围…
在窑工们码起的砖垛边,一块阴凉的地方,放着一大白瓷桶凉白开水冲兑的十滴水,浓浓的药味吸引了我们那群乡村的孩子。
“喝一口不?”一个窑工把舀子送到我脸前。
“啪!”我吐了,“马尿!”
那年代,我们那地方虽然贫瘠,但几乎没人去干这窑工这种要命的苦力。干那活的不是山东人就是四川人,而且四川人居多。一直到十年前,我们那地方的人还看不起四川人:女的被人买来当老婆,男人没能耐,干出窑的苦力。偏见,随着自由的流动消失了。村里再也没人买来一个四川媳妇,村西边高耸砖窑烟囱虽然没拆,但地皮早为铸造厂主所买。
蔡楚不太可能来我们村西的砖窑,但是递给我一舀子“马尿”的那个四川汉子肯定是无数个“窑工蔡楚”之一。换言之,我似乎在命运中早和蔡楚相见了。不同于那些已经远离我们家乡土地的四川窑工们,蔡楚经过思想的桑拿,变成了诗人。如果我们要真切的体验异国他乡的桑拿而不是“高等浴池”的那种,那么夏天的砖窑就是最好的场景。至少对于我,每到写作极乏之时,一个人到有桑拿的浴池休息时,只要进桑拿房,我肯定会想到少年时代的砖窑所见。
二、不自觉的矛盾体:变化的伏笔
蔡楚的诗何以选得如此“精瘦”,我没问他本人,也没问寄给我两本样书的张祖桦老兄。经费不够?可以肯定地说,在诗已丧亡的大陆,出版个人诗集,是无法实现销售的,尽管上面标着绝对不高的定价。政治标准?毕竟是在大陆出版的,还是牌子比较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肯定要删去大部分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不管怎么说,诗集能在大陆出了,就是一个好事。毕竟蔡楚是四川出现的草根诗人集体的一员,如同黄翔一样,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
读着蔡楚的诗,我们也能为他的思想描点,比如说一九八〇年代初,他既有对政治的不满,又有民族主义感情的自然流露。前者指《礼拜堂内》(P27),后者指《古长城》(P30)。《礼拜堂内》写道:
上帝保佑华主席,阿门
因为华主席解放了宗教
一位白发苍苍的牧师
这样闭目祈祷
牧师的双手向前伸向教友
仿佛要把背负的十字架扔掉
我的心因醒悟而痛苦——主啊
在中国你仍是人的发明创造
很明显,诗人对宗教的被迫政治化表示不满乃至轻蔑。在中国,“上帝”是因为国家政治的需要而被“保外就医”的,绝不是被还了自由之身。至今仍是。不过,“上帝”被人创造一直是一个深奥的哲学话题,从荷兰的斯宾诺莎到德国的康德,都曾十分认真地讨论过这样的问题。诗人蔡楚没有涉足哲学,相反,正如他的川刚浙柔被命运锻压在一起一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政治情愫更多地与民族主义情绪相混杂。《古长城》写道:
记忆中你是祖国的屏障,
现实里你象民族的脊梁。
雨蛀风蚀、燕去燕来,
记录下王朝几番兴亡?
我明白春天不能长驻——
从你破损的楼台上,
识别出跋涉者的脚迹,
创业者留下的亘古断想。
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以高举历史为要务,但是,长城在被图腾化的背后却是难以理喻的愚蠢。且不说当时功业未得传诸万世,仅就“坑灰未冷山东乱”之内乱,足以说明内部统治的腐败远比外敌入侵更能促使政权灭亡,导致社会整体崩盘。两千多年之后,在德国,政治长城柏林墙的倒掉再一次说了这一点。之于蔡楚二十八年前的古长城之思,我今日则说:
留下千古不去胡月,
让它辉映雉翎与快马的气魄;
拆去无知的大墙,
世界不再是孤岛的组合。
再强大的限制,
都将被知性悄然突破。
秦始皇难道不想建一面巨网,
阻拦自由之鸟的飞过?
幸亏那时铜铁不足,
才没使历史出现胜过长城的丑恶!
(诗名《长城的丑恶》)
三、脱魅与升华:十年空白之“谜”
写下此首“反长城”的小诗,并非专为反蔡楚的《古长城》,而是表明个人今日的看法。我想努力从诗集中寻找蔡楚从民族主义情绪脱魅的轨迹,1984年6月的《星空》(P35)一诗可算是描点的下笔处,其理性反思隐约可见:“圣化的恒星一大串/肉眼望去,已经嵌满/中国的星空次序井然”,以及:“世界的星空就是‘黑洞’/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被吞噬的危险/要想避开圣化的恒星/拨正轨道,多——么——难”。
作为反思的信号,可能仅是在一个较小的群体上有意义,还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毕竟他那时远无王若望、方励之等杰出前辈的影响力,更没有刘宾雁那样的表现舞台。然而,无论如何,从膜拜脚下的长城到抬头仰望星空,蔡楚已经完成了个人心路的一次飞跃。
如果仍以评论家的角度去看待蔡楚的诗集,也许到了《星空》这里,我们就已经没有到达另一楼层的梯子:诗集留下了近十年的空白,从1984年6月的《星空》到1993年3月的《微笑》(P39),其间没有任何作品录入。尽管没有,我还不是不揣简陋,不顾经济学家的身份,再次置喙于历史学的食槽——用大历史的逻辑方法来求证他一个背后的历史影像。1994年6月的《选择树》,给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去国怀乡与独立不羁的相互锻造,一如川刚浙柔的完美组合。他说:“我选择树,选择孤独;”又云:“只有拒绝森林的诱惑,才不必听兽王的喝呼。”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诗人的情境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手法上更纯熟,表现上更空灵,艺术性超过了思想性。何以言之?此乃笔者发挥历史考究之功的结果,不信,你仔细看一下1980年《象池夜月》(P20)的配图,它是2002年配上去的——追求完美的艺术倾向。依我个人之见,依纯艺术性而论,《象池夜月》应当是蔡楚作为野草诗社诗人之一的个体代表作。这首诗,也为2003年7月的《怀秋》、2006年3月的《记梦》提供了一个“历史镜像”。
流亡者应该得到栖息的权利,尽管他有可能完全走进象牙之塔。毕竟,诗和哲学是属于整个世界的,而不纯粹属于“民族”。所以说,野草诗社不独属于中国当代代文学,更属于世界文学史。
结语:等待民主,开诗传之路
由于作为经济学家得窥文学门径,偶尔技痒也写首小诗或写篇影评,甚至在监狱里写完过一部长篇小说——正式与文学结缘。真正与诗有缘,则是将历十余年对中国古典《诗经》之《国风》的研究成果,形诸文字,刊发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站,所谓《国风十八讲》也。至于《国风十八讲》有没有更多的国内读者,我不在乎,也没奢望像蔡楚先生这样印一本集子,毕竟我尚有不少可满足荣誉感的著作。但是,诗这东西确乎和哲学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需要深厚的积累,我可以一年写两本书,但不可能一年写出一部诗集,正如我屡次放弃写作哲学书目的冲动一样。
敢言诗者,必有文化之负担。诗,何时可兴?中国民主化之后的事情了。也许到那时,我才能像蔡先生这样整理一下诗集,当然中间包括古体的。
2008年12月5日上午,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