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2016年对中国拥有两套以上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发财年”。随着城市房价不断飙高，许多拥有多套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迅速膨胀，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中产家庭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财富保卫战”。企业要保住资产，中产要保住家庭财富，他们向境外转移财富的财富保卫战，导致大量资产外流、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而政府则想方设法阻止资产外移的滚滚洪流。在政府、企业、中产家庭三方之间的财富保卫战中，谁是赢家？这种三方较量是否会在2017年继续下去？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表示，去年以来，企业和许多中产家庭都想把财富转移到境外，而政府则要阻止资本外流、保住外汇储备，前者与后者彼此杠上了。政府、企业、中产阶层这三方都各有一正一反两种想法：中产阶层和企业既想转移部分财富到境外，又怕中国经济真的大滑坡；政府既想实质上管制资本外流，又想维持外汇不管制的形象。因此，在这场各自的财富保卫战当中，三方的角力不是玩命，而是既对立、又相互依存。中产阶层有五怕：一怕房产价格下跌，财富缩水；二怕房子卖不掉，无法变现；三怕政府收房产税；四怕人民币贬值；五怕换汇难。外企过去因人民币升值而将人民币利润留在中国。现在外企有三怕：一怕人民币贬值，利润缩水；二怕中国经济前景不佳，无利可图；三怕撤资和汇利润回国有困难。本国企业则有三怕：一怕国内经济前景不佳；二怕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情况下用各种税费对企业“剪羊毛”；三怕以后政策收紧了，没机会转移资产。过去两年是企业和中产阶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高潮，已经成功转移资产的，成了财富保卫战的赢家，政府是输家；今年开始，中产、企业可能成为输家。

 

程晓农说，企业和中产的财富保卫战导致外汇储备下降，政府非常担心自己手头可机动支配的外汇储备低于警戒线，影响世界各国和中国国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外储充足率的评估方法来测算，中国外储的警戒线是2.8万亿美元。真实情况是，前年底以前，除了央行外汇储备之外，所有商业银行一直有2千亿美元左右的外汇供日常周转；但去年开始央行把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改算自己名下，造成央行的外汇储备虚高，去年11月底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是3万亿出头，其中包括了2千亿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以央行其实只剩2.8万亿外汇储备，挨近警戒线。所以现在政府设置了种种换汇障碍。对个人，去年是在中小银行的柜台上用各种借口阻扰换汇；2017年起则明文宣布，控制个人换汇，禁止对外投资、置产。对外企，限制利润汇出，阻挠撤资企业汇出资产；对本国企业，禁止以投资为名对外转移资产。今后企业和中产还会继续钻各种孔子，设法往外转钱，但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则是发现一处漏洞就及时封堵。企业和中产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根本上取决于经济走向。

 

夏业良认为，最近一轮为期三年多的严重经济衰退，关键成因是逆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在长达近十年的“国进民退”浪潮背景下，民营企业遭受重创，国企进一步垄断资源与资本，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以往三十多年的出口加工替代性战略已经式微。海外投资家与国内企业家均无乐观预期，资本外逃趋势明显。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方式“强制结汇”，这只是“围堵”而非“疏导”，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下滑、出口减少、失业增加、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外汇储备不稳的格局。在这种背景趋势下，政府充其量只是短暂的赢家，而企业和个人都会遭受严重损失。从短期看，国企损失与震荡较小，但从中长期看，国企在国内的困境无法解脱，有可能被逼迫寻求国际市场的竞争机会。

 

何清涟表示，中国经济维稳的关键是货币维稳。面对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中国当局只能赢不能输。因此，所有想换汇转移资产的民企、外企、中产，全成了中国外汇维稳战役的假想敌，针对这些想将帝国红利套现转移的群体，当局采用不同的方法应对，设置了各自不同的限额标准。富豪、中产要向外转移资金，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环境整体趋势转衰，想为自身财产寻求一块安全之地。企业除了资本安全的考虑之外，还因为中国的企业税负太高无法承受，希望另找发展机会。这场外汇保卫战充分说明，在中国政府、企业及中产之间这三者之间并非一种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与中产对政府力量的顺服，只是出于生存与谋利的需要。一旦政府权力式微，危机显露，企业与中产就会用脚投票。

 

杨建利表示，政府，企业和中产阶级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维持了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中共政权六四以后来一长期维持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经济上升期，三者存在较多共同利益，一起做大蛋糕，分配中有分歧，但在可接受范围，但在经济衰退期，“花钱买稳定”的统治模式的成本越来负担不起了，再加上习近平的集权、左倾的个人因素，习政权在挑战和改变这个统治模式，所以政治因素越来越多介入市场，三者利益会出现了分化，中产阶级开始离心离德。经济衰退，基层民间疾苦更重，习政权对其控制打压比胡温更严重。政府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经济维稳进而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企业、中产要避免由此带来非经济因素对其财产的威胁和侵占。具体到资金外流，政府则担心资金外逃增强原有受益者的离心倾向，产生更大的恐慌和对整体政治经济形势的无信心，致使政权合法性继续流逝，酿成危及政权的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