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中体西用（网络图片）
二
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在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否要继续持守中国传统道统——儒家的思想伦理？今天看来，这无疑是需要的。即使今日之中国也还是要回归孔孟道统。否则国人的道德伦理依何而建立？社会、民心因何而凝聚、组织？国人将何以安身立命，理得而心安？托克维尔曾言“改变法制可以不改变信仰”。
当今，中国科技、经济都得以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老二；但是由于1949年以来的文化破坏，信约、道德却严重缺失，温饱解决了，但人心却惶惶不安。这是中国巨大隐患，有可能导致未来国家之崩溃。无疑，中国需要建立其信约与道德体系，人也需有“人”的模样。就民族整体而言，这需要回归孔孟儒家传统。文明不是一次性突然建立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可横行移植的，而是在漫长的实践中，由具体的生存经验逐步积累起来的；其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融入人的生命、血液及潜意识。有时，由于外部的因素，其被突然中断，但是文明的基因依然潜伏于我们的生命中，其沉睡，但不是消失，可以唤醒，重而复生。回归孔孟道统就是唤醒、复生我们生命记忆中的文明。人的存在固然需要物质、工具、知识，但是作为“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人之为“人”的原因。
文明是庞然而复杂的系统，它是有生命的，有周期的，其中有些部分是生长、吸收、扬弃、变化的，但有些则是永久不变的——即文明体系中的那些基本命题和元素，犹如生命中的基因，代代相传，不可改变。比如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其是该文明的基础，该文明无论怎样发展，基督教都是其“本”，它的整部文明传统多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各西方国家在他们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未抛弃基督教。美国之兴起正在其新教，其是美国立国之本。英国光荣革命之发生，是因为詹姆斯二世废弃英国国教，改换天主教，于是英国国会发动革命，赶走詹姆斯二世，恢复英国国教。可见宗教于国家之重要。即使是今天，将基督教从西方国家中全然抛弃，那也是不可想象的。孔孟道统于中国，基督教于西方国家，二者间的道理是同样的。
“中学为体”，就是强调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要维护国家之本，这个“本”就是孔孟道统，就是要持守儒家传统。中国在，中华民族在，这一传统就是不能丢弃的。可以说，这是文明的宿命，别无选择。当然，这不是说，孔孟道统不需要改变，不需要融汇新的内容。比如三纲五常，三钢可以变，因为现代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变化了，无君，自然也就无需君纲；男女平等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仁”不能变，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能变的，公义、为善、致知、诚信、循礼、毅勇、敬天乃为“人”终极命题，不可变。可谓天不变，道义不变。任何文明中，都有其不可变的终极命题，其不受历史、时代、政体变化之左右，恪守不变。否则就是该文明的灭亡。比如基督教中，基督的爱、上十字架、死而复活等等是不能变的，佛祖的涅磐、慈悲也不可变；儒家的“仁”亦不可变。
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比西方的高明，也不是为了要抵制西方，而要持守中国的传统。“全盘西化”不是不好——用几十年让中国成为另一美国怎么不好呢，但做不到。英国统治印度200年，最终也没能使之全盘英化；虽然当今印度有了英国的民主制度，但印度还是印度。“全盘西化”作为盼望中国进步的激愤之言，可理解，矫枉过正吗；但如要当真，则是书生一厢情愿的妄想，犹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文明是宿命，其偶然出现，并在漫长的时间中，由人的经验逐渐积累而成；其渗透日常生活的细节，融入人的生命、血液及潜意识。文明不是道理，需要成为众人日常习俗，乃至潜意识地规范人，构成族群共生之默契。简单地说，文明即传统。如果将之骤然中断，就没有什么可以填补，人也就丧失文明记忆，跌回野蛮状态；就算有更好的文明可以替换，比如西方文明，但是人们对文明的接受需要漫长的驯化时间，使之转化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习俗，并渗人的潜意识。但是历史不却提供文明替换的时间，文明的记忆一旦中断，就是毁灭的灾难。毛“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证明。
无论中国是否要工业化、现代化，是否要富国强民，儒家精神伦理都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这是不能动摇的。打到孔孟，中国的文明大厦即塌毁；这是“新中国”的教训。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断绝其传统，即是它的毁灭。
洋务运动做遵循的“中体西用”大体是对的，你可以批评其有局限，但不能将之归于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孔孟道统、儒家精神伦理并非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的障碍，更谈不上是近代中国失败的根源。
三
就政治而言，当大规模推动社会变化的时候，一定需要有另一向保守的力量，达致平衡，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秩序、稳定，及凝聚力。变革意味动荡，且危险，很容易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崩溃及暴乱，因此在变革的同时维护传统精神道德，强化国人意识的认同，凝聚民心是重要的。
文明是时间性的，由经验逐步积蓄而成，世代延续，其间不断吸收，亦不断扬弃，但主体上不可中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在我们身后，文明即传统，其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保守，是继承，这在社会剧烈变动中尤其重要。
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就是，革命党在进行政治革命中，同时发动社会革命和宗教革命，致使摧毁了国家与社会的所有稳定的因素，而导致全面暴乱，最终是拿破仑专政。因为，文明传统遭至摧毁，国家、社会即解体，人就陷于恐慌、迷狂，进而暴乱，彼此盲目残杀。唯有更暴力更专横的力量才能对之抑制，于是形成新独裁者，实行专政统治。无论赋予什么理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毛革命均是如此。
英国革命关于法国革命之别，就在于它有保守性；它是有限的革命，有对传统的保守。比如对宗教的持守。英国革命始终和宗教纠缠在一起。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起因是因为宗教，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力图恢复天主教，以天主教取代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最终导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发动革命，罢黜詹姆士二世，迎回其女婿威廉三世，立为国王。
在历史上，保守远重要于革命、创造；所有的创造、创新都需要在保守传统的传统的前提下，被容纳接收。所谓“开天辟地”从来都是灾难。再强调，文明是点点滴滴地经验积累和建设；而“开天辟地”则是破坏、毁灭，或异想天开。
于中国政治，只要务实、有担当、不妄想，无论政见如何，大致都会尊孔。因为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在呢，数亿民众尊崇孔孟，这是中国实际之国情。政治之本乃在重现实。很难想象，在基督教国家，一个政治家能以反基督教来治国；如果其得逞，必是该国之灾难。元朝、满清都是异族统治，但是其统治者均尊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信奉儒家的国家，离开孔子无法对之管理。这不仅是道德及文化问题，也是政治现实。
洋务运动倡导“中体西用”，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但是不能放弃道统，不能不尊孔。康有为虽是“维新”领军人物，但亦尊孔，甚至更激烈，力主将孔学立为国家宗教。梁启超可谓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主帅，但也尊孔。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加序文，提出：“爱国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并立《湖南事务学堂学约》“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课也”。梁启超在《 与严幼陵先生书》中为“保教”解释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 梁是儒者，尊孔自不此说；然而即使是出于政治之实用，他也看到国民大众尊孔，要顺此民意而图之。
1899年5月，梁启超在在日本哲学会作题为《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中，说孔教之本旨为“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魄主义非爱身主义”。（引自崔志海《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1913年8月，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
1919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大失所望。1922年，他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说，“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它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 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梁先生说“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当然不对，但离开基督教传统，他看到国人要解决“精神饥荒”也还是要回到儒、释。梁先生最终也还是“中体西用”。
2016年12月28日 于伊萨卡
